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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就构成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是否是政治这个问题争论了至少一个半世纪。
不过，这个问题至少被搬上了理论和实践的议事日程。
然而，它们所构成的另一种关系至今仍很少被认为是政治性的，男权仍被广泛地视为具有自然基础。
当父权被视为自然隶属关系的体现时，把性别关系和婚姻关系视为自然关系这个关键问题就被轻易地抛弃了。
洛克对自然状态的猜想对于认识现代男权制的工作机制很有意义。
第一眼看出，洛克的故事就像是社会起源于家庭的传统父权故事的一个翻版，只不过洛克与古典男权主义者相反，他否认父亲在家庭里的统治产生于他的生育力，他否认他的统治是政治性的。
父权不是政治权力；只有公民社会才是政治社会。
洛克的猜想认为“世界起源的最初几个时期”，家庭里的父亲成为君主。
当第一批儿子成熟之时，一种“不易察觉的”变化发生了。
如果家庭成员想要和睦相处就必须进行管理，儿子们意识到除了父亲再没有人更适合来保证“他们的和平、自由和财富”了，因为父亲在自己未成年时曾经如此细致地照料他们。
洛克强调指出，父亲成为君主并不是因为他是父亲，而是由于儿子的同意：“儿子们很容易，并且几乎自然而不可避免地默认父亲的权威和管束。
“洛克：《政府论》，第2册，第74～76节。
洛克的故事，用达德利。迪格斯的话来说，似乎也是同意和父权主义的一种奇怪的联盟，并且它更为奇怪。
洛克对母亲在父亲转化为君主的过程中的位置只字未提，但她必须是家庭成员中的一员，而且她不可能是儿子。
实际上，洛克告诉我们原始社会并不是由父亲和儿子构成的，而是由男人和妻子构成的：“第一社会是由男人和妻子构成的。
“第一社会也起源于同意，起源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自愿的和约“。
洛克：《政府论》，第2册，第77～78节。
但是，这个和约的内容是什么？洛克同意菲尔默的说法，“妻子的隶属地位具有自然的基础。
“因此，洛克的丈夫就像亚当一样在他成为父亲之前也必须先行使对于妻子的婚姻权。
在丈夫成为君主时，洛克认为没有必要提到妻子。
她臣服于他的统治已经通过一个早期的协定而确立了。
（问题是，如果妇女的隶属地位与儿子的隶属地位不一样是自然的，那么又有什么必要签订一个契约呢？）最后，洛克认为社会状态改变了，父亲君主的统治不再理所当然。
有关洛克的猜测的这一方面，参看我的《政治义务问题》，第4章。
儿子具有杀父倾向（只是象征性的，而不是事实上的），他们收回了对父亲权力的同意，宣布自己是生而自由的。
这时他们缔结了原始契约，创立了公民社会或政治社会，这种社会分两个领域。
在公民社会的起源之初，自然隶属的领域被视为非政治的领域而被划分出去。
洛克把家庭和私人生活的组成关系标识为“父权”，从而使它们的非政治地位得到肯定。
性权和婚姻权这种原始的政治权力被完完全全地掩盖起来。
这种掩盖是如此的完美，以至于当代政治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可以“忘记”私人领域也包括——它就起源于——两个成人之间的契约关系。
在现代男权制下，妇女与儿子不同，她们从来就没有站在与男人相同的基础上在公民社会里起作用，而他们对这一事实居然全然不感到奇怪。
妇女之所以不能与男性在同一基础上进入公民社会，是因为妇女缺乏成为公民个体的能力。
那么妇女到底缺乏什么？我在前面讨论过的古典社会契约论者在这一点上极其含糊。
普芬多夫说男性具有“优越性”，洛克说妻子的“隶属”地位具有“自然基础”，这种“优越性”和“自然基础”的意义远不是不证自明的。
他们所能精心炮制出来的东西也只不过是认为男人在身体和精神上更强大，他具有更强大的体力和智力。
契约论的假设与借助与生俱来的力量之间的矛盾真是一目了然。
个体自由和平等的学说如果成立，那么这种根据自然属性而获得的统治地位就是不可接受的。
玛丽。阿斯特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要把智力上的强大与身体的强大联系起来，那么“难道最结实的公猪不就是最有智慧的人吗？哲学家们没有想到这一点，真是令人奇怪！”阿斯特尔：《对婚姻的若干反思》，第86页。
到1825年，妇女要求政治权力的呼声已经延续了四个多世纪，威廉。汤普森同样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力量是获得幸福的优越条件，那么让男人们把知识和技能都用于增加马、象和所有强壮的动物的快感吧。
如果力量是获得幸福的优越条件，那么让所有的投票人能读会写的能力以及任何其他用来保存智力的旁门左道都统统取消吧；让男人和女人为行使政治权力而设置一个简单的测验吧：看他是否能扛起300磅的重物。
W汤普生：《人类的一半妇女对人类的另一半男人得以维护政治奴隶制以及公民和家庭奴隶制的权力的控诉》（Appeal of One Half of the Human race，Women，Against the Pretensions of the Other Half，men，to Retain them in Political，and Thence in Civil and Domestic，slavery），第120页。
随着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她们的健康和体力状态都有所提高，科技也日益发达，虽然时至今日还有人认为男性更有力量，但这一点已经越来越不能令人信服了。
然而，不能忘记的是，实际上，男人仍然在利用“强力”即暴力来维护自己对于妇女的男性权力。
妇女的从属地位之所以是合理的，是因为男性具有更强大的自然能力，这种观点一出现就受到女性主义者的批判。
例如，1696年，伊丽莎白。约翰逊（Elizabeth Johnson）在为伊丽莎白。罗维（Elizabeth Rowe）的诗歌所作的前言中就宣称，男人已经占据了力量和习俗上的优势，但他们还想垄断感觉，而无论是感觉，还是学习，还是智慧，我们都被排除在外，所有这一切都被傲慢的男性所剥夺；……但是我们要请他们原谅，我们至今为止还没有变得像哺乳动物一样完全被动，逆来顺受……（我们）要向全世界呼吁，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是对于生而就自由的英国妇女的自由的践踏吗？引自哥洛（AGoreau）：《一个女人的全部义务；17世纪英格兰的女性作家》（The Whole Duty of a Woman； Female Writers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第290页。
自17世纪以来，女性主义者就认为缺乏教育导致了妇女的无能。
男性之所以能够显示出自己的力量是因为妇女缺乏教育，这不是自然造就的，而是社会（男人）造就的。
如果两性都能接受同样的教育，具有同样的机会来发挥才能，那么男人和女人在能力上就不会有什么差别。
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它所涉及的是女人是否具有与男人一样的能力，女人是否能胜任男人所能胜任的一切事务。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还需战斗，战争还未结束，但是争取这块阵地的战斗具有一个先决条件：妇女所具有的男人所缺乏的那种能力没有什么政治上的意义。
古典男权主义者与古典契约论者之间的理论论战表明，妇女的生育力的政治重要性，或更确切地说，对于契约论的政治重要性就在于这种能力象征着什么或代表着什么。
菲尔默和洛克认为政治权力就是男人为了成为父亲而接触女人身体的权力。
菲尔默的父亲否认女人具有生育力，剥夺了它，把它转化为男性创造政治的能力。
炮制出原始契约的故事的男性个体不想成为古典男权意义上的父亲。
父亲作为父权已经被打败，被遗留在过去。
儿子的政治权力就是继承父亲创造政治权力的能力。
在现代男权制下，这种“个体”所缺乏的能力在政治上是重要的，因为它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