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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送去经风雨见世面、前途光明的人，”他后来写道。⑥
鲍威尔和阿米蒂奇在越南的作战经历最终使他们不同于美国外交政策精英圈中身居高位的其他大多数人。不少越战老兵后来进入了美国的参院，其中最著名的是约翰·麦凯恩。一些越战老兵曾经在里根政府里与鲍威尔和阿米蒂奇共过事。不过，总的来讲，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担任共和党政府外交政策要职的，是诸如乔治·舒尔茨、卡斯珀·温伯格、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和詹姆斯·贝克这些属于上一代的人。在上一代人中，有些曾经参加过二战，但都没有越战老兵的经历，没有感受过那种参加了一场美国没能打赢的战争的强烈的挫折感，那种看到美国人为了一个并未得到美国人全心支持的事业献出生命的痛苦。
到了21世纪开始时，这老一代人已经退休。乔治·W。布什启用的“火神派”代表的是外交政策领域承上启下的一代；他们大多数人是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中成年的。然而，在这代接班人里，越战老兵的影响并不太强；事实上，鲍威尔和阿米蒂奇是少数派。在小布什政府里，像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康多莉扎·赖斯等一些官员，因为岁数太大或者太年轻而没有参加过越战。包括副总统迪克·切尼和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在内的其他人，岁数虽然合适，但却没有参加越战；和成千上万的其他美国人一样，他们得以缓服兵役，使他们能够继续学业和职业生涯。⑦最高层的情况最能说明这种两代人之间的变化。乔治·H。W。布什总统二战中在海外作过战，他的儿子乔治·W。布什总统在越战期间是在得克萨斯州国民警卫队中服过役。
第11节：士兵和水手（2）
罗伯特·廷伯格的著作《夜莺之歌》研究了越战的战争经历对里根政府中的官员的影响，在这部著作中，廷伯格引用了一位越战老兵的话：“在我们这些参战者和未参战者之间，矗立着一道十英里高、五十英里厚的墙，这堵墙永远不会消失。”⑧15年后，在小布什政府里，这堵墙也许没有以前那么高、那么厚了，但是它肯定依然存在。
2002年夏，鲍威尔和阿米蒂奇是国务院的负责人，美国当时正在考虑是否攻打伊拉克，越战那代人中原来就有的严重分歧重新冒了出来。越战老兵认为，一些像切尼和沃尔福威茨那样最主张对伊拉克动武的人是无法理解战争的，因为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他们是从学术角度来讨论战争的，而不是由于有过藏身在热带丛林里、或者在散兵坑里目睹朋友被炸掉脑袋的经历，”越战老兵查克·哈格尔参议员这样说道。⑨
切尼和沃尔福威茨的辩护者以同样的激情回敬道，并非只有越战老兵才是明智的。“90年代中，那些亲历沙场的将军们一次又一次对美国参战的后果判断失误——而没有战争经验的文职官员却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新共和》杂志的专栏作家彼得·贝纳特写道，在他看来，鲍威尔等领导人对海湾战争和美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军事干预过于谨慎。⑩
那么，鲍威尔和阿米蒂奇在越南究竟获得了什么样的作战经历？他们在那里得到的教训是什么？事实上，尽管他们的越战经历使他们两人之间结下了牢固的友谊，但他们的经历并没有多少相似之处。
鲍威尔在陆军中服役，阿米蒂奇则在海军中服役。鲍威尔是被派往越南作战的，而阿米蒂奇则是自愿去作战的。鲍威尔在海外服役的经历成为他漫长军旅生涯的晋身之阶；而阿米蒂奇在越南的服役，则是导致他放弃军队生涯的转折点。鲍威尔参加越战是冷静的、超脱的，以此为职业；阿米蒂奇则对那个国家和人民产生了浓厚的个人和感情上的依恋。到1975年越战结束时，鲍威尔已经获得了提升，到其他地方担任新的工作，有了新的任命。越战最后的日子给阿米蒂奇带来的，是几天的英雄风光，然后是若干年没有根基的不确定的生活。
鲍威尔到越南服过两次兵役，每次历时一年，第一次是1962—1963年，第二次是1968—1969年。第一次派往越南，鲍威尔被直升机送到南越偏僻的阿绍山谷，在那里，他是美国顾问，周围是南越军人、山民、鸡群、猪、蚂蟥和几乎每天袭击他的部队的越共。他经历了敌人炮火的恐惧。他不得不依赖毫无规律的邮件（如果邮件送不到，就依靠无线电）来获取妻子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并且是个儿子的消息。参战六个月后，鲍威尔踩上了陷阱，这是一种隐藏在地下的大竹钉，竹钉刺穿了他的脚。在剩下的几个月里，他在位于顺化的一个师部里服役。
鲍威尔怀着对华盛顿的文职领袖愤世嫉俗的心情，结束了第一次海外服役的任务。他的回忆录里到处是形容词——“麦克纳马拉手下拿着计算尺的突击队”、“拿着计算尺的奇才们”、“五角大楼的高技术武士们”——表达了一个士兵对那些远离战斗的决策者的不信任。鲍威尔还带着认为战争的许多方面极为荒唐的感觉回到了家，最典型的例子是，和他共事的南越上尉告诉他，阿绍基地很重要，因为它保卫着飞机场，飞机场之所以建在那里，是因为要给基地补充给养。“我常想，我们是否真能有所作为，”鲍威尔后来反省道，“我们怎么跟混在当地农民中间的敌人作战？这些农民不是吓破了胆，就是同情我们的敌人，他们不会出卖他们。”然而，在回国时他仍然坚信“帮助南越人保持独立是正确的，在世界任何地方反对共产主义是正确的”。鲍威尔坚信，美国人仅仅需要向越南增兵就可以了。
鲍威尔在越南的第二次服役是从1968年7月开始的，此时，他已经从上尉升到了少校，美军在越南的人数也已经从 11 000 人增加到50万人。鲍威尔在阿马里克尔师担任营长，负责向部队提供补给和其他支援。这一回，他不是在农村的前线作战部队里，然而，他的营却经常遭到伏击和火箭、榴弹炮火的攻击。
第12节：士兵和水手（3）
鲍威尔被派往越南两个月之后，阿马里克尔师师长查尔斯·M。盖提斯少将在《陆军时报》上看到一张鲍威尔的照片，旁边的文章提到他是利文沃斯军营一个指挥参谋班中军衔第二高的军官。他把鲍威尔召到阿马里克尔师位于朱莱的师部，任命他担任该师负责作战和计划的参谋。
这个新职务发挥了鲍威尔的才干，使他兼有的组织和政治技巧以及个人魅力有了用武之地。在接下去的几年里，鲍威尔一再被任命担任参谋或负责行政的军官。不过，鲍威尔的新工作也使他第一次接触到了有争议的问题——这就是阿马里克尔师企图打掉关于后来被称作“梅莱大屠杀”的指控的种种努力。
1969年3月间，鲍威尔在阿马里克尔师师部工作，西贡美军司令部监察长办公室的一名军官来到他的办公室，要他在部队的档案中查找关于某个死亡人数特别高的日子的纪录。鲍威尔翻查了日志，为调查员找到了1968年3月16日的日志，那天，美军一个排记录他们在巴唐安半岛上击毙了128名敌人。据鲍威尔的叙述，直到几个月后，独立记者西摩·赫什的新闻报道披露了“梅莱大屠杀”的细节，他才明白监察长当时调查的是什么。阿马里克尔师一个由威廉·卡利上尉指挥的排开枪打死了347名手无寸铁的越南人，其中大部分人是老人、妇女和儿童。
鲍威尔是“梅莱大屠杀”三个月之后到的越南。但是，有证据显示，他并非像他的叙述所暗示的那样，对阿马里克尔师向平民施暴的指控一无所知。1968年11月，在与卡利同一个旅但不同的排里服役、正在回国途中的专业技术四等兵汤姆·格伦，给驻越美军司令官克莱顿·亚伯拉姆斯上将写了一封信，称美军屠杀了平民和俘虏。他说，有的部队“任意向越南人的住宅射击，在没有受到挑衅或者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便向人群开枪……［这些行为］部队各级官兵都这么干，因此说明这是得到批准的政策”。格伦的信没有具体点出梅莱或者卡利排的名。
该信被转到阿马里克尔师师部，鲍威尔被指定进行调查并考虑如何回复。鲍威尔很快就把信给处理了。4天后，鲍威尔跟格伦的指挥官谈了话，然后起草了一封回信，信中称指控并不属实。鲍威尔写道，有可能发生过美军施暴的“孤立事件”，不过都已经进行了惩罚。“……阿马里克尔师的士兵与越南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