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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布什总统于5月1日在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军舰上宣告主要作战行动结束时，他声称：“伊拉克之战是2000年9月11日开始的反恐战争的一个胜利。”③然而，胜利并不完整。在接下来的数月里，美军遭遇了伊拉克的武装抵抗，伤亡比战争本身还要大。拉姆斯菲尔德这位在越战末期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的国防部长曾哀叹道，越战的“特点就是谎言和借口多”。但他本人也在为美国在伊拉克战后的局势寻找借口。他一连两个多星期试图坚持说美军没有陷入游击战；最后是驻伊美军司令约翰·P。阿比扎伊德将军承认了他的部队对付的正是“典型的游击战式的”作战。④
与鹰派战前所预测的更不同的是，控制了伊拉克的联军没能找到布什政府反复说萨达姆·侯赛因的军队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当布什政府在国内外寻求对入侵的支持时，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风险是走向战争的主要理由。经过几个月的仔细搜查，并没有发现储存的化学和生物武器。政府也没有找到伊拉克在入侵前几年拥有大规模的、正在进行的核武器计划的证据，更不要说（像朝鲜那样）正在迅速获得核弹了。战后受命领导中央情报局搜查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前联合国武器核查员戴维·凯，于2003年10月告诉国会，伊拉克的核武器计划仅仅处于“最初级的”状态。⑤
第51节：结束语（2）
总之，布什政府面对着比原计划要棘手得多的占领。它发现战后投入伊拉克的美军比原先预料的要多，时间要长。2003年11月，在布什5月1日宣布主要作战已经胜利结束6个月后，大约有13万美军驻扎在伊拉克，受到经常不断的武装攻击。到那时，美军在战后占领时期的死亡人数已近300人，超过战时阵亡人数的两倍。五角大楼为占领支付的费用每月达40亿美元，国会不得不为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和重建授权约700亿美元的补充经费。
那些曾预言一旦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全伊拉克人都会欣喜若狂的人后来辩解说，这种情形没有出现，是因为许多伊拉克人受到了恐吓；他们害怕转入地下的复兴社会党仍然拥有的权力，甚至担心萨达姆·侯赛因有朝一日重新掌权。这种论点似乎相当有道理，但却指出了另一个谬误：对萨达姆·侯赛因专制政权、它对伊拉克人民的控制范围，以及要更新伊拉克领导层所需要的努力的错误理解。与反对入侵的人过高估计了战争对中东其余地区的影响一样，主战派过高估计了联军的胜利对伊拉克内部的冲击。
入侵伊拉克的决策几乎包含了“火神派”的全部世界观，反映了“火神派”三十年来逐渐发展起来的外交政策思想和主题。
当然，首先，他们相信自己在越战失败后致力于恢复和发展的美国军事实力的中心作用及其效能。2003年，布什政府在有限的外部帮助下，在波斯湾地区发起一场全面入侵，而在70年代，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仅仅是象征性的，并且一度不得不依靠与伊朗（有一段是与伊拉克）的伙伴关系。没有别的军事行动能更好地展示美国军事能力的上升，或美国依赖这些能力作为与世界打交道的主要手段的程度了。
其次，对伊战争反映了“火神派”关于美国是全球一支善的力量的信念。其他人也许会担心战争和入侵带来的恶果和好处一样多，自由和民主的自由派理想也许不大容易在伊拉克那样的地方扎根。“火神派”总体上并不担心这些事情；确实，他们仅将伊拉克描绘成在整个中东传播民主的第一步。他们以自己在与东欧和东亚打交道的经验为背景来看待这场更高层次的斗争。“火神派”指出，怀疑论者当时也说过韩国等亚洲国家还不适宜实现民主，直到结果发现他们已经一切就绪（然而，区别之一是民主来到那些亚洲国家不是军事侵略的结果）。
第三个主题是“火神派”对美国军事能力特别乐观的评价。这是一个在对自由主义理想或美国善行的信仰之外的因素。人们可能原则上赞成伊拉克或中东其余的地方需要民主，但可能得出结论认为，实现这一目标超出了美国的资源。美国可能没有达成实现其目标所需要的资金、部队、决心和耐久力；它的目标太高，它的预算或军队的部署都难以完成。“火神派”并没有因为这些障碍而放弃。三十年来，他们一直在坚持，美国并没有走下坡路，美国在国际事务上拥有比其他人相信的大得多的储备力量。
第四，入侵的决策表明“火神派”不愿与其他国家达成协议或妥协。尽管在竞选演讲中谈到联盟的重要性，但在他们看来，盟国少一点或没有盟国，比做出可能限制美国在海外行动自由的交易要好得多。确实，拉姆斯菲尔德曾一度暗示，美国如果不是渴望的话，至少愿意在没有其在国际事务中最亲密的盟国和伙伴英国支持的情况下开战。甚至连“火神派”里最愿意妥协的科林·鲍威尔，也毫不犹豫地支持了美国几个最重要的盟国（及联合国安理会其他主要成员国）所反对的军事入侵。
最后，伊拉克战争展示了“火神派”对五角大楼保罗·沃尔福威茨的幕僚们在冷战结束时起草的战略的承诺：美国应当把军事实力建设到这样一个水平，以至于任何国家若与之竞争，不但得不到好处，经济还会受到严重削弱。这篇1992年五角大楼报告的初稿，提到美国必须阻止任何可与之匹敌的大国的出现。后来，由沃尔福威茨的助手斯库特·利比改写并以切尼的名义于1993年初发表的版本，对“塑造未来安全环境”的需要描写得更加模糊。通过对伊战争和试图把中东民主化，布什政府为这个概念的含义提供了一个经典的例子。内部逻辑很简单。恐怖主义已成为对美国的主要安全威胁；而恐怖主义又主要兴起于中东；因此，“塑造未来的安全环境”就意味着改变中东的整个政治和社会结构。
第52节：结束语（3）
有时，“火神派”称，理解他们侵略伊拉克决策唯一的因果关系背景是“9·11”的恐怖袭击。“‘9·11’对我来说是个转折点，我看到恐怖主义可能不止杀害三千人，而是三十万或三百万人，”沃尔福威茨说。⑥
毫无疑问，“9·11”袭击对“火神派”和美国全国产生了同样深远的影响。问题是，是什么了影响了“火神派”对那场创伤的独特反应？并非所有的美国领导人都像“火神派”那样反应；并非所有的外交政策班子都会对恐怖主义宣战，而且决心越来越大，最后导致入侵伊拉克。“火神派”的决策和“9·11”后的选择掩盖的，是怎样的本能、态度和经历呢？我们可以在“火神派”前三十几年的经历和思想中，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尽管他们有时否认，但“火神派”受到的是他们自己历史的影响。
入侵伊拉克，这一布什政府最重大的外交决策，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火神派”的各个成员们。
这场战争比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还要突出地把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再次变成美国最显赫的公众人物。在他几乎每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拉姆斯菲尔德占领了五角大楼的讲台，表现出他惯常的自信。“华盛顿还有比他更杰出的情况介绍人吗？”《华盛顿邮报》一位记者这样问道。⑦职业军队领导人被笼罩在拉姆斯菲尔德的阴影里；没人能像科林·鲍威尔在担任参联会主席期间或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在“沙漠风暴”行动中那样被允许占据舞台的中心。
开战几天后的短暂时间里，拉姆斯菲尔德似乎陷入了严重的麻烦之中。当美军部队放慢了向巴格达的推进，而美国似乎正在走进一场艰难而漫长的斗争时，批评者谴责拉姆斯菲尔德制订的计划有失完善。有些人，包括退休的军队领导人抱怨，这位国防部长批准进行了一场人力不足的入侵。“对打仗，我比他［拉姆斯菲尔德］懂得多多了，”巴里·麦卡弗里将军说，“问题在于，他们选择用一个装甲师奔袭250英里进攻巴格达，没有后方掩护，也没有第二条战线。”⑧但是，仅仅几天之内，美军就开进了巴格达，伊拉克的抵抗瓦解了，对拉姆斯菲尔德作战计划的攻击随之很快就停止了。
拉姆斯菲尔德傲慢好战的态度在战争结束时给他带来进一步的麻烦。当爆发了抢劫，巴格达情况恶化到一片混乱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