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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Files of Jerry H。 Jones； 1974—1977； box 10； Richard Cheney； Gerald R。 Ford Library。
Ibid。
Cheney interview with Stephen Wayne； Hyde and Wayne collection； Gerald R。 Ford Library。
Handwritten notes from Richard Cheney； May 29； 1975； in Richard Cheney Files； box 6； folder“Intelligence—New York Times Articles by Seymour Hersh （1）；” Gerald R。 Ford Library。
John Hersey； The President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5）； pp。120·121。
Nessen； op。 cit。； p。132。
John Osborne； White House Watch： The Ford Years （New York： New Republic Books； 1977）； pp。142·143。
第30节：同苏联人缓和，排挤基辛格（12）
Hartmann； op。 cit。 pp。321·323； Nessen； op。 cit。； 108·9； 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9）； pp。534·535。
Nessen； op。 cit。； pp。112·113。
Kissinger； op。 cit。； pp。98·99。
Ibid。； p。105。
Ibid。； p。175。
Hartmann； op。 cit。； p。283。
Memorandum for Don Rumsfeld from Dick Cheney； July 8； 1975； in Richard Cheney files； box 10； folder “Solzhenitsyn； Alexander；” Gerald R。 Ford Library。
Callaway memo to Cheney； November 3； 1975； in Callaway papers； box 5； Gerald R。 Ford Library。
1996年12月11日对温斯顿·洛德的采访；Walter Isaacson； Kissinger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2）； p。671。
Osborne； op。 cit。； p。xxiv。
Ford； A Time To Heal （New York： Harper Row； 1979）； pp。320·327。
Medved； op。 cit。； p。337。
Osborne； op。 cit。； p。11。
Ibid。； pp。xxiv·xxv。
2001年12月12日对莫顿·阿布拉莫维茨的采访。
2002年6月6日对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采访。
2001年12月10日对弗雷德·埃克雷的采访。
Kissinger； op。 cit。； p。850。
Ford； op。 cit。； 357·358； Raymond Garthoff； 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85）； pp。540·543。
“Implications of Recent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viet Military Balance；” by Donald Rumsfeld； James E。 Connor files； box 1； folder “Defense； Donald Rumsfeld （3）；” Gerald R。 Ford Library。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resident Ford； Dr。 Henry A。 Kissinger； Donald Rumsfeld and Brent Scowcroft； Oval Office； March 29； 1976； in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Memoranda of Conversations collection； box 18； Gerald R。 Ford Library。
Teeter memo to Cheney；“Analysis of Early Research；” November 12； 1975； in Robert M。 Teeter papers； box 63； Gerald R。 Ford Library。切尼对哈特曼的评论见Hartmann Papers； box 120； Ford Library。
Weekly pilation of Presidential Documents； vol。12； pp。22；350； quoted in Garthoff； op。 cit。； pp。547·548。
Ford； op。 cit。； p。374。
Medved； op。 cit。； pp。337；339。
1995年12月6日对切尼的采访。
Republican platform；“Morality in Foreign Policy；” proceedings of the 1976 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
Nessen； op。 cit。； pp。229·231： Ford； op。 cit。； 398； memo from Mike Duval to Dick Cheney； August 17； 1976； Gerald R。 Ford Library。
见Don Oberdorfer；“Report Saw Soviet Buildup for War；” CIA Declassifies Controversial 1976 “Team B” Analysis；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2； 1992； p。A11。
Jack Davis；“The Challenge of Managing Uncertainty： Paul Wolfowitz on Intellidence Policy·Relations；” Studies in Intelligence； vol。39； no。5 （1996）。
见Robert Dreyfuss；“The Pentagon Muzzles the CIA” American Prospects； vol。13； issue 22 （December 16； 2002）； 及Seymour M。 Hersh；“Selective Intelligence；” New Yorker （May 12； 2003）； p。44。
2002年7月19日对弗朗西斯·福山的采访。
Henry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3）； p。316。
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p。97。
对埃克雷的采访；2001年11月26日对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的采访。
A。 James Reichley interviews with Winston Lord and Brent Scowcroft； Gerald R。 Ford Library。
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p。652。
第31节：在善与恶的大决战中（1）
在善与恶的大决战中
在80年代里，迪克·切尼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每年至少会有一次消失得无影无踪。切尼仍然在国会山上勤奋工作，拉姆斯菲尔德仍然是芝加哥的一位对雇员要求苛刻的公司总经理。不过，有时一连三四天，国会的人谁也不知道切尼的下落，拉姆斯菲尔德办公室的人也找不到他。就连他们的夫人都被蒙在鼓里；她们只得到一个华盛顿的神秘电话号码，以便有急事时通过这个号码传话。①
完成了白天的工作之后，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通常前往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从那里，趁着夜色，他们各自与由40到60名联邦政府官员组成的班子外加罗纳德·里根的一名内阁成员，分别悄悄来到美国某个偏僻的地方，比如一个废弃的军事基地，或者一个地下掩体。一个由运载着先进通讯设备和其他装置、四周涂了铅的卡车组成的车队，也会驶往同一个地点。
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是里根政府一项绝密计划的主要成员。根据计划，政府秘密实施着具体的计划演习，在美国宪法的具体规定之外，委任一位新的美国“总统”和他的工作班子，以便在同苏联发生核战争期间和之后，能够维持美国政府的运转。多年来，有关里根政府这项计划的一些细节已经被披露出来，但是计划如何运行、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在其中起的主要作用却仍然不为世人所知。
80年代的这项秘密计划，为我们了解2001年9月11日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遭到恐怖袭击之后的数小时、数日以及数月中小布什政府的运作，提供了神秘的背景。那一天，当副总统切尼督促布什总统不要回华盛顿，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命令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离开华盛顿，后来为了一旦发生新的袭击时保证“政府的连续性”而将其他联邦政府官员送到首都以外去工作的时候，这些行动的根源都是里根政府的那项秘密计划。当切尼本人在“9·11”之后从一个“未经披露的地点”转移到另一个“未经披露的地点”的时候，他从未承认他在80年代里也经常到未经披露的地点躲藏起来。
在里根政府任期的最初几年里，美国政府比自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认真地考虑了与苏联进行核战争的可能性。里根在1980年的竞选中曾经谈到，需要建立平民防务计划来帮助美国在核交战之后能够生存下来。上任之后，里根政府不但着手推动平民防务，还批准了一份包括了与苏联进行“持久”核战争计划在内的新的防务政策文件。②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参与的保持政府延续性的演习，成为这些公开的核备战工作的秘密组成部分。
基本的前提是，美国必须迅速行动，防止被“斩首”，即一旦华盛顿遭受核打击而文职领导出现中断的局面。实际上，里根政府进行核战争的新战略的一个核心内容，是通过打击政治和军事高层领导及其通讯线路，对苏联领导层实施“斩首”。③里根的班子希望确保苏联无法效法美国核战略家的计划。
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期间，美国政府在弗吉尼亚州蓝岭山脉的威瑟尔山和沿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州州界的戴维营附近修建了庞大的地下设施，一旦发生战争，这些设施可以用作美国总统的军事指挥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