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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要比这些阴谋理论平庸得多。按照包括福特在内所有人的说法，内阁改组的主要动力，是因为总统本人对施莱辛格极为反感。福特觉得，他的国防部长对他态度傲慢，盛气凌人。总统初次简单介绍这些调整时，拉姆斯菲尔德对担任国防部长有些犹豫，他提出容他晚上回去考虑考虑。他吃不准他是否愿意离开白宫。
的确，按照切尼后来的说法，总统不得不动用他来说服拉姆斯菲尔德接受国防部的职务。“坦率地讲，我不得不劝（拉姆斯菲尔德）接受这个职务——通过打长途电话，”切尼在70年代末的一次访谈中说道，“……这是一个奇特的情形。星期六我还是拉姆斯菲尔德的副手，到了星期天，我已经在替福特劝说拉姆斯菲尔德接受总统要他做的事情。”
布什的一班人马对拉姆斯菲尔德的疑虑似乎被夸大了。拉姆斯菲尔德具有丰富的经验，他知道在确定总统的竞选伙伴时必须考虑地理上平衡的习惯做法，因此他应该知道，来自密歇根州的福特，是不会选择一个来自伊利诺伊州的竞选伙伴的。假如说政府改组的目的是要使与拉姆斯菲尔德竞争副总统位置的人出局的话，为什么同样有可能成为候选人的埃利奥特·理查森，却获得了一份好差事？福特不打算提名洛克菲勒做副总统候选人与拉姆斯菲尔德无关；相反，这是福特企图安抚共和党右翼所做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就人们所知，拉姆斯菲尔德后来从未争取过获得1976年的副总统提名；第二年夏天，福特选择了鲍勃·多尔做自己的竞选伙伴。
不过，在内阁大变动某些方面的背后，可以发现拉姆斯菲尔德的手。一段时间以来，拉姆斯菲尔德一直在说基辛格权势过大，福特应该在外交政策上听到更广泛的意见。在白宫内部，在控制国内政策等问题上，拉姆斯菲尔德一年多来一直与洛克菲勒存在分歧。拉姆斯菲尔德也许在最后一刻表示了不愿担任国防部长，但是从福特政府一开始他就表示，与白宫办公厅主任相比，他更愿意担任像国防部长这样的内阁职务。
“万圣节大屠杀”在福特政府内部埋下了对拉姆斯菲尔德的敌意，需要许多年的时间才能愈合。1976年大选后，《新共和》杂志驻白宫记者约翰·奥斯本采访了那届政府的许多高级官员。他发现“基辛格、施莱辛格和财政部长威廉·西蒙……都和洛克菲勒一样，对拉姆斯菲尔德和他的后任切尼手下的白宫办公厅深恶痛绝”。政府高层充满了“怀疑和仇恨——仇恨一词用得非常贴切，”奥斯本如此总结道。
虽然在尼克松政府内，拉姆斯菲尔德在越战问题上是鸽派，在福特时期，他逐渐变成政府的主要鹰派人物。作为国防部长，他比任何人都更卖力地阻止了缓和，使美国对苏政策强硬起来。“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他使基辛格非常难堪，”莫顿·阿布拉莫维茨回忆道，他曾经担任过施莱辛格的助理国防部长，又在拉姆斯菲尔德手下留任。
拉姆斯菲尔德做这些事的动机是一个允许争论的问题。他对从1975到1976年这段时间里信奉的这些保守观点是否笃信不移？他是否仅仅在争取政治右派的支持？基辛格及其助手认为，拉姆斯菲尔德的观点多半反映了政治上的机会主义。“拉姆斯菲尔德考虑的是以后竞选总统，”数十年后，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在接受采访时断言，“我认为他在给自己定位。他希望站在保守派一边。依我看，这是战术和政治上的变化，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变化。”根据这种解释，拉姆斯菲尔德在尼克松时期提出的要求迅速结束越战的请求，也是建立在政治考量基础之上的：拉姆斯菲尔德暂时支持了公众的反战情绪。基辛格的班子估计，反对缓和是拉姆斯菲尔德的另一个近期招数。
然而，有迹象表明，拉姆斯菲尔德担任福特的国防部长时采取的立场，代表了更广泛持久的观点变化。至少从1973—1974年间担任驻北约大使起，拉姆斯菲尔德在美国对苏政策上越来越倾向更强硬的观点。当时担任军控和裁军局局长的弗雷德·埃克雷在拉姆斯菲尔德担任大使期间访问了布鲁塞尔，他发现，仅仅由于自己所担任的职务，拉姆斯菲尔德便不想和他多打交道。“他相当无礼，”埃克雷回忆道，“我是军控负责人，他不喜欢军控，甚至在当时就不喜欢。”埃克雷自己也不喜欢缓和，他和拉姆斯菲尔德后来在华盛顿联手抵制了基辛格的军控政策。
第25节：同苏联人缓和，排挤基辛格（7）
不论拉姆斯菲尔德的初衷如何，他在福特政府后期信奉的鹰派观点后来证明是长期的。在这个意义上，基辛格派犯了错误；在拉姆斯菲尔德看来，1975和1976年反对缓和不仅仅是一时所为。几十年来，拉姆斯菲尔德一直主张保持美国的军事力量，他深深地怀疑军控和其他形式对苏妥协究竟有什么意义。拉姆斯菲尔德在前后左右、鹰派和鸽派之间摇摆不定的阶段已经结束。此处两个换段福特政府的档案可以证明，拉姆斯菲尔德在国防部娴熟地加强了自己的势力，削弱了基辛格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控制。
在批准任命的听证会上，对基辛格和苏联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民主党主要批评者杰克逊，详细质询了拉姆斯菲尔德的观点。保守的共和党参议员也就缓和提出非常尖刻的问题。拉姆斯菲尔德谨慎地应付了参议员们的质询，任命获得通过。
对多数被提名的人来说，故事到此便结束了，但拉姆斯菲尔德的情况不是这样。听证会结束时，他将一份听证过程的副本外加一张请总统特别注意某些段落的私人便条直接交给了福特。这些段落包含了前几任国防部长对基辛格不让他们参与军控谈判、被剥夺了亲自向总统发表意见的权利的不满。杰克逊问道，国防部长为什么被贬低到在国家安全机构里面给基辛格唱配角的地步？他们为什么只能向基辛格提交备忘录，然后由他再改写进他的“意见文件”？拉姆斯菲尔德告诉福特，参议员们提出的问题“反映出对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运作的一种关切……我认为，要使国安会在实际当中发挥作用，需要我们所有的人做出最大努力”。拉姆斯菲尔德的潜台词十分清楚：总统不能让基辛格或者斯考克罗夫特把国防部长们排斥在决策会议之外。
宣誓就职几周后，拉姆斯菲尔德便成功地使基辛格企图与苏联谈判一份新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努力搁浅。基辛格试图获准向莫斯科提交一项新的军控建议。拉姆斯菲尔德设法将建议搁置了几个星期，并提出要更仔细地研究。“他［拉姆斯菲尔德］实际上允许和鼓励让官僚机构的程序搁浅，”基辛格说。
1976年1月，福特允许基辛格去莫斯科，向苏联领导人列昂纳德·勃列日涅夫递交一份新的谈判建议。拉姆斯菲尔德头一回成功地把五角大楼的一位文职官员代表、一个能向拉姆斯菲尔德汇报的人安插进了基辛格的随行人员。基辛格返回时认为自己在达成协议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但他却在华盛顿遭到反对。“反对的是国防部长唐·拉姆斯菲尔德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我清楚他们手中握着王牌，”福特在回忆录中写道，“参院必须批准新的协议。如果拉姆斯菲尔德或者参联会在作证时表示反对，参院是绝对不会批准的。”福特政府提出了更容易为五角大楼所接受的新建议，但勃列日涅夫拒不接受，这样，当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也就不存在了。
在公开场合，拉姆斯菲尔德开始告诫要警惕苏军不断增长的实力，他提出，这就意味着必须增加美国的国防预算。“世界发生了重大的权力转移，”他在一份文件中写道，“如果不能阻止对我们的利益有害的趋势，这便意味着，在未来，我们会发现自己面对这样一个对手，它与我们没有共同的最基本的信仰，它具备威胁或恫吓世界许多地方的能力。”
基辛格反对拉姆斯菲尔德在公开场合讨论苏联军备问题，福特本人则希望用委婉的话来掩盖分歧。但是，拉姆斯菲尔德毫不退让。在有关1976年3月29日在椭圆形办公室召开的会议的已经解秘了的副本里，有这段关于美苏间军事平衡的火药味十足的对话：基辛格：如果说趋势对我们不利，这就够糟的了。我们在走下坡路的印象正在全世界产生很坏的影响。
拉姆斯菲尔德：但是情况的确如此！
基辛格：那我们就必须明确自己的目标。60年代以来，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