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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子的正中还写着一个大大的“诚”字，就象是戏台子上的旗子一样，十分古怪。
更搞笑的是月台上还来了不少满蒙的贵族，一见到专使就磕头行礼，然后就“哀……哀……哀……”地放声大哭，据说这些人以前都是新疆甘肃宁夏什么地方的王爷侯爷，个个被军阀们抢成了穷光蛋，听说中央派特使来“宣抚西陲”，于是就跑到这里请求青天大人为他们“主持公道”。
“护送班禅额尔德尼回藏特使”名叫诚允，他是辽宁辽阳人，满族，瓜尔佳氏，汉姓关。有资料说他是正白旗、还有资料说他是正黄旗、正红旗，我弄不清他到底属哪面旗；他自己说是溥仪的叔叔辈、可又有人说他家和皇族没关系，我也不知道谁说的是真的。
不过，诚允这个人确实是爱国的，他和熙洽是表兄弟、熙洽的妹妹还是他的老婆，“九一八”事变后，俩人闹翻了，熙洽当了日本人的伪吉林省长，诚允则当了抗日的吉林省长，表兄弟两个对着干。35年的时候，诚允是国民政府的“蒙藏委员会委员”。
那一天，和诚允同车到达的有“行署参赞”马鹤天和“行署参军”高长柱，马鹤天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办过报纸、当过兰州中山大学（兰州大学的前身）的校长；高长柱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因为曾经去过西藏，所以受聘担任“蒙藏委员会调查室主任”。
车上还有一个人，是宪兵们的“自己人”——原先的南京宪兵三团团长、当时的北平宪兵副司令蒋孝先。蒋少将是蒋委员长的远房孙子（有些人误传为侄子，字辈都搞错了）、黄埔一期毕业，是国民党宪兵的元老，他到西安的目的，一是陪同专使，二是给护卫队押运装备。
装备运到了。第二天，护卫大队打扮整齐、列队前往“西北剿总司令部”，等候张学良张少帅的检阅。
全体官兵清一色的黄呢子军装、褐色皮大衣、黑色高筒皮靴，每人配发德国造自来得手枪和美国造骑步枪各一支，一二中队配备轻机枪六挺、三中队配备迫击炮三门，这在当时算是全国超一流的水平了。
在剿总司令部，张少帅先是和诚允闲扯了好久，然后又和蒋孝先亲热了半天，却没人理睬护卫队。队员们只好直挺挺地站在外面一动不动，腊月的北风呼呼地吹，虽然穿着呢子军装皮大衣，从没去过北方的蔡智明还是有点受不了。不过，受不了也得受，就当是少帅在考验自己了。
好不容易，张学良才从门廊里走出来，对着护卫队讲了几句话。大概是说班禅大师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必须好好保护，还说班禅也在东北讲过经、传过法，沈阳的黄寺曾经是他的行辕……因为离得远、现场的风又大，蔡智明光看见少帅在那里挥手，没听清他在讲什么，这些话都是听别人转诉的。
检阅完毕，蒋孝先要了几辆车，带着宪兵军官们去华清池泡温泉。十二月份的大冷天，能在杨贵妃洗澡的地方躺一躺，真是舒服极了。
只不过，舒舒服服泡温泉的这些人谁也没想到，第二年的这个时候，会在这个温泉边上发生“西安事变”；蒋孝先少将更是料想不到，明年此时，他就被张少帅的部下枪毙在华清池门口；蔡智明当然也不会知道，直到那个时候，他还在进藏的道路上磨磨蹭蹭、距离终点遥遥无期……
咦？讲到这里，班禅大师还没露面呢……
好吧，先看看他的模样
在华清池泡过温泉，蒋孝文就赶往南京、给他的远房爷爷蒋介石当侍卫室主任去了，宪兵护卫队则乘坐汽车二团的军车奔赴甘肃兰州。
行署的官员们没有动身。诚允特使认为，进藏的路途艰险、甘肃和宁夏的环境复杂，都不是稳妥安全的地方，而西安这里既有重兵把守又有少帅坐镇，军纪优良、路不拾遗、固若金汤，是居家办公的理想之地，所以他决定把行署总部设在西安。
只可惜，诚允先生想不到这里会发生“西安事变”，到时候，东北军、西北军把行署翻了个底朝天，把库房里藏着的皮毛、药材、古玩、玉器……洗劫一空，害得他哭都哭不出来。
诚允特使不和护卫队同行，却有好多人愿意随宪兵一起走。“西北公路公司”把西安开往兰州的票价翻了一倍，可所有的班车依然挤满了乘客。客车紧跟在军车的后面，乘车的人们都认为护卫队的装备强、纪律好，可以保护他们。
从陕西到甘肃，沿途景色荒凉、匪情严重。忽儿听说这里被抢了，忽儿传言那里死了人。
最可怕的是“赤匪袭扰”，有消息说一股红军正从川北向甘南“进犯”，于是，车队时不时地接到真假难辨的报告，一会说东面发现一个团、一会说西边看见几面红旗……搞得护卫队草木皆兵、心惊胆战。蔡智明乘坐的是先导车，心里更是紧张极了——万一从哪个沟壑里或者山顶上杀出一彪人马，头一个丧命的就是他。
车队经过六盘山的时候遇上了大风雪，汽车爬着爬着就爬不动了，车轱辘直打滑，宪兵们只好到附近的村庄里找一些柴草铺垫路面。
这地方叫做华家岭（在甘肃省通渭县），蔡智明原以为自己的家乡已经够穷了，没想到这里比贵州还要穷。寒冬腊月、滴水成冰，十几岁的男女居然没有衣服穿，个个缩成一团、冻得直打哆嗦。
宪兵接连查看了好几家，几乎家家都是这样。感叹之余，纷纷发表议论，均认为是“匪患频繁”造成了交通阻塞、土地荒芜、庶民贫困，而贫穷的环境又使得百姓铤而走险、轻易加入匪盗，最终才导致了恶性循环。
“噫！西北苦匪已久、匪化甚深，非以重兵整顿纲纪，难成剿匪建设之实效”。
在路上颠簸了十多天，虽然吃了不少苦头，幸好没遇上打仗，车队顺利到达了兰州。护卫队的驻地被安排在兰州南郊的五泉山麓，这里的住宿条件虽然比不上西安城的西北大饭店，但风景却很悠美（现在是“五泉山公园”，游览胜地），蔡智明十分满意。
兰州是西北军控制的地盘。和西安的东北军不同，西北军的装备比较朴素，官兵们都穿着瓦灰色的土布棉袄，这就使得浑身皮衣马靴的宪兵们显得十分扎眼。当地人不知道“宪兵”是干什么的，就把宪兵大队喊作“仙兵队”，并且对这帮武器精良、服装整齐、长相漂亮的队伍充满了羡慕。
也许正是因为漂亮得过了头，“仙兵”当了没多久，就变成“仪仗兵”了。
36年春节，“宪兵护卫大队”奉命改编为“班禅行辕仪仗大队”，从宪兵司令部划归国民政府行政院管辖。
改编后的仪仗大队依然是营级单位，包括一个大队部和三个中队，总计386人，比先前的护卫队有所精简。
大队部有9名军官、21个兵；
一、二中队均为6名军官、108个兵，其中两个排配挂“一长一短”——德国“盒子炮”外加美国马枪（骑步枪，也称卡宾枪）、另一个排装备美国造“手提机枪”（1928式冲锋枪）；
三中队是机炮中队，6名军官、122个兵，装备有两挺重机枪、四门轻迫击炮。
按照行政院的指令，护送班禅大师的任务应该在十个月内完成（从西安到青海两个月、从青海到拉萨六个月、从拉萨到日喀则两个月），可这时候仪仗队还缺少马匹。于是蔡智明他们就一遍又一遍地向专使行署催促，得到的答复是：“已派人购买所需物资，请耐心等待”。
这一等，就等了半年。
在兰州，无所事事的蔡智明每天和军需官余展鹏一起四处闲逛。
余展鹏是南京军需学校的毕业生，按规矩应该到陆军部队当见习官（准尉），可他却凭着和曾大队长的关系当上了仪仗队的上尉军需，因此也就成了队里唯一一个宪兵系统外的军官。
宪兵单位里经常隐藏着一些“政治密探”，专门从事检举告发的工作，所以干宪兵的人都养成了做事谨慎、说话小心的习惯。可余展鹏却是从松松垮垮的军需学校出来的，行事自由散漫、讲话无所顾忌，这和只上了几个月军校的蔡智明十分投缘，俩人很快就成了朋友。
蔡智明不信佛，余展鹏也不信，于是就经常拿班禅喇嘛开涮。
有一天，两人在外面听说书，说书人正讲到“兰州五泉山的茅道士想到杭州西湖看灯会，他找来几根谷草搓成绳子，暗念咒语，那草绳立刻化成了一条飞龙。只见茅道士跨上草龙，腾空而去……”，余展鹏拍着巴掌喝彩：“好！这茅道士比班禅喇嘛有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