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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守淮备边，粮草供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完全靠后方的补给，长久下去，必定增加江南百姓的负担，若只采取屯田的办法，虽然不错，但历来难见成效。辛弃疾提出应以军民屯田江淮之间，他认为这既可以安归正军的心，又可以为国家节省军费开支，寓兵于农，一旦有战事，人皆能战，一举双得。在《美芹十论》的最后，辛弃疾又把当初谒见张浚时的看法写了上去，虽然这些主张难以完全地被宋廷采纳和付诸实施，不过宋孝宗并不昏庸，《十论》中论及的许多问题和辛弃疾本人都引起了他的重视。作为一位想有所作为的皇帝，宋孝宗绝对不会把恢复河山的事忘之脑后，这年春天，他就命淮西、湖北等地的帅臣措置屯田，可见辛弃疾对他的启发并不小。
到了干道三年的末稍，辛弃疾广德通判的任期也满了。到了第二年，朝廷让他出任建康府通判，这显然是次升迁。对辛弃疾的重用，表明了宋廷对归正人士的重视，而且似乎朝廷也发觉这个辛弃疾确实挺有才华，建康是抗金的前沿也是许多主战派向往的迁都之地，朝廷将重担交给辛弃疾，对他来说可谓任重而道远。在建康的任上，辛弃疾结交了一大批的知名人士，他们一起议论时政、商略兵法、诗词唱和，关系相当融洽。他们交谊的最大原因就是有着共同的政治理想，恢复大宋江山，收复失地。在这个期间，辛弃疾也写了不少抒怀言志的词作，激励自己不忘宏志。
干道六年，辛弃疾在建康任满，回到了临安，受到了宋孝宗的召见，此时辛弃疾正好得以向皇帝面陈恢复方略。宋孝宗的召见，无疑对辛弃疾是重莫大的鼓舞，皇帝能召见他，从一个侧面表明朝廷和执政大臣有意复国的政治倾向。在召见之后，宋孝宗仔细听了辛弃疾准备的方略中的意见，随即就任命他为司农主薄，这个职位平时主要掌管朝廷的仓廪、籍田等事务。在任职上，他又分析时势，写出了《九议》的长文，上呈当时的宰相虞允文。文章条分缕析气势凌厉，奔放驰骤，辛弃疾对以前论及的一些问题，比如关于宋、金双方力量对比和优劣之势的分析，关于声东击西出兵山东的策略等做了更为具体详细的论述。虞允文也是个力主恢复的人物，绍兴末年曾大破金军，孝宗即位后就受到了重用，干道五年拜相。辛弃疾《九议》上呈之后，必然地引起了虞允文的关注，在干道八年的春天，辛弃疾被虞允文任命为滁州知州。滁州处在江淮之间，在当时为上州，辛弃疾南归之后，所担任的都是军州中的佐职，这次还是第一次独掌一州，而江淮之地近宋、金边境，其军事地理位置非常地重要，是名副其实的前线。到了滁州，辛弃疾曾提出的招抚南归士民、屯田练兵的设想也可以付诸实施了，可是辛弃疾没有想到的是战后的滁州已是一片冷落萧条的景象，百姓们编茅籍苇，寄宿于瓦砾之间。辛弃疾立即上书请求免除滁州百姓的税收，帮助当地百姓建房造屋不至流离失所，同时积极招抚北方南来的流散士民，耕垦荒田，自食其力。夏熟之后，又用富余的资金修建邸馆楼阁，招徕各地的商贾，安定民心。经过辛弃疾的整顿，滁州昔日的颓败景象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在任上，辛弃疾最关心的还是金国形势的变化，仍有奏议上疏君相，建议宋廷要深谋远虑，加强军备的投入，
并预言金国已呈现出衰落的态势。在滁州任上，时时体察百姓的疾苦，在《声声慢》一词中，他这样写到：
征埃成阵，行客相逢，都道幻出层楼。指点檐牙高处，浪涌云浮。今年太平万里，罢长淮千骑临秋。凭栏望，有东南佳气，西北神州。
可见此时的辛弃疾充满了信心，与民同乐的情形俨然在目。
三
滁州的任期很快就满了，辛弃疾被任命为江东安抚司参议官。没过多久，他在做建康通判时的朋友叶衡出知建康府，可是叶衡刚到任又被朝廷召回临安，让他做户部尚书，到了淳熙元年的六月，又升他为副相，十一月已升到了右相兼枢密使。叶衡是辛弃疾的知心朋友，对他非常了解，一直也很器重他。他们两关系不错的原因之一，就是都有着主张恢复的一致见解，再加上两人皆通兵法、意趣颇合。所以叶衡很快就向宋孝宗力荐辛弃疾，赞扬他的慷慨大略。宋孝宗本身对辛弃疾印象不错，既然右相也提议，很快就召辛弃疾回朝，任命他为仓部员外郎，稍后又升为仓部郎中。辛弃疾在临安任上的时候，时值朝廷发行的纸币〃会子〃由于数量过大，发生了贬值，宋孝宗正束手无策时，辛弃疾呈上《论行用会子疏》一文，主张朝廷重会子，但必须要控制它的发行量，打击不法行为，逐渐使〃会子〃成为重信誉不贬值的货币，宋孝宗受启发去实施后，果然见到了效果，对辛弃疾更是赞赏有佳。
淳熙二年的四月，茶商赖文政起兵湖北，随后转入湖南江西，宋孝宗先后命江州都统、鄂州都统、江南西路兵马总管等联合起来的剿捕军队，全为茶商军击败，惊动南北。在四处告急的情况下，六月份，朝廷任命辛弃疾为江西提点刑狱，节制诸军，进攻茶商军。
茶商造反的原因是因为茶叶的贩卖权北宋末年就掌握在朝廷手中，这个时候由于南宋朝廷多收了茶叶上的苛捐杂税，加重了茶农的负担，而那些茶商也觉得本高利薄，不如走私来得赚钱，官府对走私有所打击，这就引起了茶商的起义。辛弃疾虽然同情那些茶农，但茶商为了自己的私利而造反，外患未平，内乱又生，这让辛弃疾对那些茶商非常地深恶痛绝，在接到任命后的七月初，就离京赴赣州就职。辛弃疾日夜研究对策，一方面协调诸处官军扼守要冲，对茶商军进行围攻夹击；另一方面也吸取了正规军作战不利的教训，在地方上招募军士，组成敢死队，从背面追击茶商军。茶商军终于寡不敌众，逐渐抵挡不住辛弃疾的进攻，势力渐渐削弱。这个时候辛弃疾命手下的官员去诱降赖文政，赖文政被迫无奈只能接受招安，起义军就此瓦解，辛弃疾为了不让各地在效尤赖文政聚众起事，杀一儆百，果断地将他处决，最终平定了茶商军。
朝廷见辛弃疾果然会办事，淳熙四年，命他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抚使。在任上施政得力，当时江陵统制官率逢原，纵使部下殴打欺压百姓，辛弃疾知道后立即加以惩处，颇得民心。整顿纲纪之余，辛弃疾还下令禁止向金国走私耕牛战马以及茶叶，从根源上杜绝茶商军起义事件的再次发生。十一月朝廷见他政绩突出，又让辛弃疾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使。第二次管理江西时，遇到灾荒，辛弃疾果断地以官钱银器买米，限期运至，视民如子，在百姓中的口碑自然不错。随后淳熙五年的春天，朝廷即召辛弃疾为大理少卿，在这个任上时，辛弃疾也尽忠职守，做得非常出色，但却暗中有人嫉妒他的才干，遭到非议和责难。到了夏秋之交，又被任命为湖北转运副使。
淳熙六年的三月，辛弃疾接到新的任命，这回是到湖南做转运副使，又到了秋冬之交，辛弃疾改知潭州兼任湖南安抚使。在湖南安抚使任上，辛弃疾最大的一个举动就是创建地方武装〃飞虎军〃，目的是为了国家的安全稳定，积蓄力量去对付北方的敌人。建飞虎军时需要大量的钱财，这些辛弃疾都自行解决，很少向朝廷开口。他治政的果敢刚毅，引起了当时朝中许多人的反对，在建飞虎军时，枢密院的官员就再三阻挠辛弃疾，只是无奈于辛弃疾办事能力太强，并没向朝廷张口要钱，就解决了大部分军费问题。不过朝中官员的不服、妒忌、误会渐渐在他们心里滋生，暗地弹劾他的事情经常发生。其实那些朝臣对辛弃疾的弹劾，名义上是因为飞虎军到底要不要建的问题，其实是两种对立心态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辛弃疾办事决断的作风与一般官员的无为而安，反映的是辛弃疾那种刚毅果断的思想性格和南宋与生俱来的容忍懦弱、因循苟且出租车风之间的不协调和矛盾。
英雄，总是孤独地站在风口浪尖之上。
淳熙七年年末，朝廷加他右文殿修撰，并再次兼任江西安抚使。频繁地改官，繁杂的政务，让辛弃疾没有更多时间再去思考谋划恢复之事，宦海的沉浮，首先消磨的是他的精力，不过，再大的磨难都无法让辛弃疾放弃和妥协。在江西安抚使的任上，照理抗金的事已不是他所管辖，但仍旧派遣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