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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和妻子都理解了，比起闭着苍白的眼睛熟睡的婴儿，肿胀着的土黄色的瘤更能让人发现确切的实在感。婴儿的手术持续了十个小时，疲惫不堪地等待着的我们夫妇俩中，只有我被叫进手术室，输了三次血。最后一次输血的时候，我看到婴儿的脑袋被他自己的血和我的血弄得很脏，便不由得想到，这岂不是煮在沸腾的肉汁里了吗？抽过血，判断力减弱的我头脑中浮现出婴儿被切除瘤就等于我自身也被切除了肉体上的某些东西一样的方程式，现实中，我感到体内深处的剧痛。我极力抑制住自己，没有向非常有耐心地继续做手术的医生们问：你们现在是否是从我和儿子的身上切除了非常重要的东西。不久，婴儿变成了除了用茶色的眼睛安静地回眸看人外不能表示任何一种人类反应的存在体，回到了我们的身边。我也又感到自己接受了某种神经网的切除，把无限的迟钝当作了自己的属性。而且，切除术所带来的遗漏不仅清楚地表现在婴儿自身和我的身上，而且在妻子心里它也变得更加极端明显。
大客车进入森林，妻子喝着袖珍瓶的威士忌，陷入了沉默。这种举动会成为在大客车里正经的地方生活者们的乘客之间传播丑闻轶事的材料，但是我没想阻止妻子。不过妻子在入睡前，下决心在山谷中的村子里开始新生活，把剩的威士忌连瓶扔向了树丛深处。我希望把妻子带入梦乡的那瞬间的醉意是她的最后一次。可是，当我看见刚睡醒还充着血的妻子的眼睛正目不转睛盯着农妇儿子的眼睛时，如同感到自己的腋下发热一样，便丢掉了妻子也许能开始无酒精的新生活这种幼稚想法。我只盼望婴儿的瘤给妻子带来的感情体验在这里再生、亢进得不要太激烈，但是我逐渐不得不承认那只是一种虚空的愿望。妻子的呼吸不断地变强、变深。对扔掉的威士忌真切地感到惋惜。
售票员挺着小肚子，一边保持着平衡，一边走到大客车的后部。年轻的农妇对售票员视而不见，严肃地皱着眉，透过窗户看着对面。小孩对售票员也毫无反应，不过一直观察着小孩的我看出来小孩很明显越来越紧张。农妇和她的儿子避开售票员，几乎坐到我和妻子的边上。“票呢？”售票员询问道。开始农妇还不理睬售票员，可是一会儿突然又变得很饶舌：她谴责售票员不该要从山顶到山谷之间的规定车费，说她和儿子从山顶已经走了三分之二的路程，如果不是小孩子叫着肚子痛的话（她一边说还一边捅紧抱着木扶手不放的小孩子的肩），他们会一直走回到山谷的。售票员解释说，原来从山顶到山谷之间的所需费用新近已降到最低价了。说是由于线路的营业不景气，所以客车公司下决心采取新的经营方针。被森林包围着的道路将要荒废的征兆从这一做法中也可以窥见一斑了。看起来好像售票员的理论压倒了年轻农妇。这时，让我感到既吃惊又滑稽的表情出现在刚才还因愤怒而涨红了脸的农妇那令人讨厌的红色面颊上。年轻农妇发出吃吃的笑声。过了一会儿她用消除紧张感的强加于人的声音说：“我没现钱！”
不过，她的儿子一直还是脸色苍白，很紧张。一瞬间，售票员有些畏缩，恢复成一个孤立无援的农妇小姑娘，去司机那儿商量了。我希望借着农妇那奇妙的吃吃笑声，妻子和我自己的紧张感能一点一点地溶化掉。于是我又微笑着把视线移回到妻子身上，可妻子从脸到颈部都起了鸡皮疙瘩，只有看着少年的脑袋的双眼像发烧似的闪烁着。我知道又要发生不祥之事，很是困惑。我的体内的热火像小老鼠焰火似的四处奔窜，无论跳到哪儿都跳不出去的愤懑仍在奔动。为什么没阻止妻子扔掉威士忌瓶呢？我临时做了一个选择。
“下车吧。阿鹰该到车站了。求售票员转告阿鹰用车来接咱们就可以了。”
妻子像胆怯地顶着水压而工作的潜水员一样缓慢地侧过头来，很惊讶地看了我一眼。我感到，妻子现在正处于她内心的胆怯和她所想象的被大客车抛在密林之中而产生的畏惧这两种危险的平衡之中。我对森林本身的畏惧在增大，我意识到在把妻子稳定在大客车上之前，不如说倒是想要说服妻子的我自己，想从眼前那农妇儿子被剃光的脑袋和苍白的皮肤上产生的对自己婴儿的幻觉中逃脱出来，从而忧心忡忡的。
“如果电报没到，阿鹰他们不来接怎么办？”
“即便是非走不可，天黑之前也可以走到山谷，刚才那个小孩不是想走着去吗。”我说道。
“如果是那样，我也想下车。”因为妻子尽管还有一丝漠然的不安，但还是像被解救了一样地这样说。我感到安心和怜悯。
我一边不停地和司机说话，一边向很不自然地斜眼瞅着没有现钱的农妇和她的儿子的售票员使眼色。
“按理说，我弟弟应该来山谷的公共汽车站接我们，不过你能帮我把行李送到哪儿，然后告诉他用车来接我们吗？我们要从这里走着去。”我说道。当看到我被售票员用堆满脂肪的迟钝并带有怀疑的眼光所注视着时，才发现没有考虑找一个对别人有说服力的假设理由，因此有些狼狈。
尽管妻子机敏地援助道：“我晕车！”但是售票员还是一副怀疑的样子。更确切地说她是边琢磨我说的话，边试图理解。然后，售票员说：
“大客车去不了山谷。因为洪水把桥冲坏了。”
“洪水，冬天还有洪水？”
“夏天洪水冲坏了桥。”
“从夏天到现在，一直就那样吗？”
“在桥的这一侧有新的停车站，客车只到那儿。”
“那么，我弟弟也许在那等着吧。他叫根所。”我说道。可是，被夏天的洪水破坏的桥一直到冬天还那么搁着没人管，这成什么事了。
“他知道的。是开车来的。”一直竖着耳朵听我们说话的农妇开口道，“如果他不在车站的话，我家的孩子会跑到带仓库的根所家去告诉一声的！”
年轻农妇误解为我们家住在高处，就是那所带仓库的邸宅。二十年前在我的少年伙伴中间，便经常发生同样的误解。总而言之，我放心了。在森林里一直继续走到晚上的话，我想那种体验一定会给妻子的心理插下新的麻烦的种子。而且，如果晚上有大雾的话，那么漆黑的森林一定会使妻子陷于某种恐怖。
大客车把我们留在林中道上，兀自开走了。农妇和售票员并排着头，从最后面的窗户望着我们。农妇的儿子也许还是抱着木扶手脸色发青，根本不想从窗户露出脸来。我们向农妇她们点头示意，售票员爽快地摆摆手，可年轻农妇还是吃吃地笑着，下流地握着手指，吓唬着我和妻子。我又气又羞，涨红了脸，可妻子却露出一副因被侮辱而获得了几分自由的表情。自我处罚的欲望支配着妻子的整个心灵。那个带着一个和我们的婴儿一样剃了头、皮肤失去光泽、一动不动的孩子生活着的年轻母亲的举动，使妻子的自我惩罚的欲望得到了几分满足。我和妻子都从外套的外面抱紧自己，顶着从侧面刮来的潮湿阴冷、夹杂着无数种气味的狂风，走在覆盖着腐蚀红土地的落叶的林中大道上。每当鞋尖弹起落叶，蜥蜴腹部一样奇红的地面就会裸露出来。早已不同于孩童时代的是，现在，我甚至感到土黄色的地面都在威胁着自己。既然我这个已经变得像老鼠一样胆怯、可疑的人曾一度离开了那里，又想要开始同森林自身的关系，那么森林的眼睛带着猜疑之心监视着我，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我深深地感受着那种气息，仅仅是几只鸟叫着掠过灌木丛飞向遥远的高处，我就险些被土黄色的地绊倒了。
“阿鹰怎么也没打电话告诉咱们一声啊，桥叫大水冲坏了，还没修好的事？”
“阿鹰在电话里不是说了很多了吗？既然出了那种怪事，那阿鹰没心情说起桥的修理状况，也是自然的。”妻子替鹰四辩解道。
鹰四出发去山谷比我和妻子要早两周。他和“亲兵们”一起乘坐雪铁龙进行了大轿车旅行。鹰四和星男不分昼夜轮流驾驶，除了过四国时把车停在联运船上一个小时之外，一直是不停地快速飞奔，三天后就到达了山谷的村子。我和妻子从鹰四在邮局打来的长途电话里，听说了在山谷的村子里发生了一件给鹰四留下很深印象的怪事。这事发生在一个叫阿仁的中年农妇身上。阿仁替我们管理我们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