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以后每次在语言学院碰到这两位阿姨，她们就说你一定会出现在《 ELLE 》杂志上的。
但愿如此。
当时的我也真地这么想过。
面试结束到吃午饭的空暇时段，我到校园里到处走走。其实根本没有所谓的“校园”这个明确的界限，也就是说，整个大学区没有校墙一类的东西，校区占地广博的绿地、森林，以及穿过校园的河流与公路，和教学建筑群毗邻而居的大学城（Cité U）、私人住宅一齐自然地形成了这一带独特的风景。
午饭吃的是中式宽面条，配菜是用茄块、青椒和丝瓜炖的，很可口。后来才知道这个是不怎么容易碰上的，一个月也就一两次的程度。这也是当天我唯一感到有家的味道的东西。
我置身于这个对于身旁的语言几乎只字不懂的环境中用餐的孤独感受，竟然是我对那天最深刻的记忆。
背景音乐 Dreams e True ＜ 恋人よ＞
埃米莉
埃米莉是我在法国认识的第一个法国女孩。
年方十九岁大眼睛褐色头发直直顺顺身材娇小的漂亮女孩。
关键是人善良。
但善良到什么程度呢？
举例来说之前，先谈一下我个人对这方面的某些偏好。
我基本上，从二十岁开始，或者更早，没有一个准确的起点。也许是一点一滴的量的积累有一天达到质变，也许是某一天早上睁开眼睛，这种所谓的自身的变化在瞬间完成。于是我基本上从这个时点开始，对周围的环境，确切地说是女孩，采取不问青红皂白的主动出击的战略。不言而喻，这样不拘一格的作风有时让我全胜而归，有时仓惶北顾。就像大多数男孩一样，经历了那样的年轻岁月。
而艾米莉对我而言，就像一个晴朗的周日下午，坐在卢瓦河（La Loire）畔的树荫下眺望一望无际的葡萄园的时候，一个大眼睛女孩如同时间自身流逝般自然地走到我身旁对我说 ： 你好你知道为什么苹果会落在地上而不是飞上天吗？如此这般的温馨感受。
好了，抒情完毕。
下面举例来说。
埃米莉是语言学院西班牙语系的学生。校方为了帮助新来的外国留学生，每周安排了一次同法国学生的交流。也就是通过日常接触，了解当地风土人情。但其实对当时的我来说，这种交流也就停留在幼儿园大班、顶多小学低年级的水平上。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来到普瓦捷的第二个星期就结识了埃米莉。我所在的小班有二十二、三人，具体数字不详。上课的每天大约就十五、六个吧。总会有缺席，全勤的则没有。七个中国人，六个青岛一个北京；六个墨西哥人，一对双胞胎波兰嬷嬷二人组（足可以作《丁丁历险记》中杜邦和杜帮的对手般有趣）；一位阴郁的中年希腊左巴，一个学电影的韩国严肃女人，一个立志成为环法自行车赛手的漫画日本少年，一个大胸脯的白俄罗斯妖冶女郎，一对台湾妹二人组（一个可爱会撒娇，一个属于电灯泡跟班那种典型组合）
而艾米莉所在的“救助会”小组则是七个人：两男五女。
按比例来说，是一对三。
第一次所谓的交流还真是热闹，救助会员们还自备了饮料和小吃呢。那景象如果把声音滤掉可能让人以为是世界大同了似的。但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到了第四周坚持参加交流的语言班学员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一对七。
我是属于好胜心强的一种。起码到法国的初期是这样的。现在想想都不得不为自己那时的好强而感动。一对七就一对七！但很快头脑就处于极端的混乱状态，七位法国同学（其中一个是意大利籍）也很快从我的眼神中领悟了我的茫然，于是，只留下埃米莉和我单独交流。
大家可能要问，这不是很好嘛。
的确很好。就通常意义而言。
其实从第一天起，我和埃米莉就基本上处于二人交流状态。她总是那么静静地听我说。因为那时我的法语水平表达还可以，听则几乎完全不懂。有时我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于是就生起自己的气来，埃米莉这时就会笑笑说（真的笑得非常非常的灿烂）：没关系，没那么严重。然后就会一直看着我的眼睛笑，像哈桑姆Hassam的静物画《花室》一样恬静的笑容，直到我不再别扭为止。
有时候交流到一半，听到其他班下课，我就跑出教室到走道里找中国的女孩搭话（这个可不含糊）。这时候讲法语时的拘谨和局促就换成天河倒泻一般的侃侃道来。埃米莉这时也会跟在我身边挎着我的胳膊，笑眯眯地看着我泡美眉。我不时不无得意地看她一眼，又一次还指着一个说：这个将是我的第七个女朋友呦！艾米莉还是挎着我的胳膊，像我的守护天使一样依在我的身边。
意识到自己的愚蠢，是之后很久的事了。
就是这样善良、可爱的女孩埃米莉。
这之后两年，电影《 埃米莉？穆兰和她的幸福人生》出炉，我当时在南部城市蒙彼利耶和纪子看这部片子时突然想起这个同名的法国女孩。
也许是命运的关系，这之后再也没遇上比埃米莉更善良、更可爱、更依人的法国女孩，我也从未交过法国女朋友。
也不知她现在怎么样了。
仅把本文献给神曾赐予我的女孩埃米莉。
背景音乐 David Hallyday Tu ne m’as pas laissé le temps
老高故事 二
老高九五年离开了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工厂，开始了自由职业之路。和三哥、五哥一同踏入了市场经济的大潮。高氏三兄弟联手江湖的情形想必很了得。先是经营粮食批发，后又搞运输，股票认购证也买过，为此老高也差不多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虽然有时候住二十块钱一晚的旅馆，睡觉时还要抱着皮包以防被窃；虽然常常因为没门路遭人白眼，从菲薄的利润中拿出回扣的份额；但一是好奇，按老高自己的话说就是“好玩”，本来么，连八年下放都“好玩”，还有什么不好玩的；再有乘着一面做生意，一面游山玩水，对老高而言，下海的那几年竟成了人生中内容最丰富的回忆。
小本经营，再加上可能也不太有经营头脑，高氏三兄弟的生意终究没能壮大。如果同付出的艰辛和精力相比，赚的那点钱也算不得什么了。三哥于是联合了二哥办起了老人院，倒是出乎意料的红火；四哥五哥开了餐馆；不管怎么说，这个家族的人生剧本还真是跌宕起伏。老高在这期间从已停薪留职的工厂分到了迟来了十年的房子，两室一厅，虽然格局小里小气但总算有个窝了，四十六岁的老高总算不住工厂宿舍了。老高物质上的要求本就不高。
到了这个年龄，一般人恐怕早就老婆孩子热床头（不是热炕头的年代了）了。可是老高却完全还是一幅单身汉的劲头乐此不疲。老母亲和五个哥哥急也没有用。皇上不急太监急。
出国的人越来越多，出国也越来越容易了。老高看在眼里、听在耳里、记在心中。
“我这个年龄还能不能出国呢？”
弄不明白。
但这些年不平坦的人生经历让老高明白了一件事，就是去尝试——不试怎么知道会不行。于是老高开始给法国几所公立大学写信。当然用中文，然后跑到南京大学外语系女生宿舍找人译成法文。
“为什么专找女生呢？”我不解地问。
“小姑娘有趣得很，和她们谈得来。”
言之有理。
一般译一封信要五十元人民币。和法国大学如此这般地通了一年的信。这种复杂冗长的操作过程老高是如何完成的无法想像。像我这种周围的亲戚朋友中几乎一半和法国打交道的，办理留学签证时还常常四顾茫然，相比之下，看来老高的体内还真是蕴藏着某些巨大的能量和耐性。
九九年底，老高接到普瓦捷大学语言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和相关一切合法手续（那时签证法国还不需要语言学时证明）；上海领事馆大概也被老高的精神所感动，顺利放行。从领事馆出来，半年前连护照什么样都不太清楚的老高真有点不相信这一切的真实性。
接下来是筹钱。几年下海攒的钱本就不多，为了买房子还用了一部分，剩下的加上买断工龄所得，也还不够的样子。“穷家富路”嘛。老母亲这下又着急了，毕竟是疼小儿子。对其他五兄弟说：“我老了，留下棺材本就行了，老六出国的钱你们一定得出。”
五兄弟均已成家，兄弟一心，但兄嫂终究没到亲如一家的地步。免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