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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常常是在倾听，一旦张口又毫无疑问地努力向我诉说些什么。这些想向我诉说的什么，混杂在几杯啤酒之后的溶溶月色里，我望着她被月光镀成银灰般光洁的脸，这让我有时间在短暂的沉默中体味眼前的温柔。在几分之一秒之中，我险些眼泪夺眶而出。
我毫无疑问喜欢上了她，她也毫无疑问喜欢我。
我们在城市的石子小路上接吻，她闭上眼的刹那间我想起了达弥。我也闭上眼，眼前女孩的脸在黑暗中凝聚不成具体的图像，达弥的脸也无从想起。我轻轻吮吸她的上嘴唇，然后是下嘴唇，把温暖的感性和津液一起吞下去。
“这没有任何的不公平。”我对自己说。
我们手牵手回到大学城，活动大厅时里像往常一样聚集了很多的人，但几乎一个也不认得。看来，不同的人生活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之中。注定碰不到的人永远碰不到。
天蒙蒙亮的时候，我忍不住想进去。我对那个一向非常小心，但这次怕得要命，因为钱夹里的“杜雷克斯”不巧被佳丽用掉了。但最终还是进到她里边，善儿闭着眼，没有任何的反抗。由于心理原因我很快射在里面，望着她近似讨好的笑容，我第一次事后自发地把女孩紧紧抱在怀里……
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她跪在床前定定地看我，把手轻放在我的脸上，说：“你不漂亮，但是我喜欢你，很奇怪吧。就是喜欢你。”
我说，“法语进步了好多呦！”她笑出声来，把脸贴在我的颊上，我闻到清爽的润肤水的味道。
可奈子/Z
可奈子无疑是日本下层古典劳动女性的代表：依赖自己的男人，缺乏想象力，吃苦耐劳是唯一的美德。我这样讲可能听上去带有相当程度的不公平。因为无论她对中国人的看法多么糟糕，成见多深，对我始终保持小心翼翼的关照和若离若即的慕情。就这一点来说，我对她的看法，就永远处于矛盾的胶着之中……
她来自名古屋。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而她母亲的忌日恰恰就是我的生日。父亲是公务员，从照片上看，很像操劳过度因而壮年白头的欧基桑，神情中带有那种由可奈子继承了的固执。因为来自名古屋，所以除了面对东京和大阪来的，她的语气中总是带有“大城市人”的优越感。日本人在哪里都有优越感，这从他们谦虚客套修饰不到的眼神中就感觉得出来。但可奈子这种近似于孤军奋战的优越感，我还是头一回遇到。
“那个女人疯了，因为自己从名古屋来的，就自我感觉良好……”从横滨来的胖子京介不屑地说。
“大家不是都对自己的家乡很自豪么？”我不解地说。
“但那个女人太过了，名古屋就像里昂，排在巴黎和马赛之后，说是第三，其实有什么特色？”仙台来的大场君霍霍地对我说——他和可奈子同住一套公寓，平时大概受够了可奈子的“大城市感”。
“仙台不错呀？很多中国人都知道仙台，不知道名古屋呢！鲁迅，知道么？……”我说。
“知道知道，大作家，革命家吧。”大场君脸色转暖。
“我说，在日本，是不是她算比较怪的？”我试着问两个日本男人。
“当然了，没男人喜欢她，自然比较怪。”两个人对着我小声说。
“教你一句日语：料理つくろう！くそアマ！（快去做饭，贱货）”大场君说，你说一遍试试。
我冲可奈子做饭的背影吼了一句，她立刻回头像猫头鹰一样笑起来。
“你看，明，她想男人都想疯了，怎么对她都行。”大场君说。
Z
Z是一个人。见到我的第一面就让我称呼他为“Z”。
我以前从没见过外形这么像日本人的中国人。这么说恐怕会被人说成是“不爱国”。其实我是很爱国的，这一点就比较懒得解释。因为很多中国人在国外旅行的时候会被人当作日本人，然后澄清。于是所谓的民族自豪感和“大概自己比一般的中国人看上去洋气吧”的气氛就一起浮到脸上来。说起类似的场景，真的是数不胜数。但今天我们只谈骨骼学的范畴，纯学术性的，就是人种学或遗传学——应该不会触及到敏感的话题吧？
Z的长方脸，细眼睛，充满了“怎么样？”的眼神，还有初会时的一身行头（后来听说是长沙红桥大市场买的），都让我判断是个日本人。这大概也和他第一次露面和可奈子一起不无关联。然而，Z毕竟是Z，他说他原来的名字“阎哲”怕外国同学和老师叫起来不方便，于是就简略为“哲”的第一个字母Z。从那天起，Z的名声不胫而走。我认识的所有，请注意，所有日本女孩，后来提起Z都有极其深刻的印象，好几个上去就劈头和他讲一通日语——当然不通，然后还有点怀疑他是不是故意装作不懂，这一点上，日本女孩相当的多疑，略带可爱地多疑。
在我后来对他的印象中，他常常蛰居在他那间斗室之中，一天难得露一面。即便是有也是到邻居的同乡家中吃一碗面——听说他常常不吃饭。他所有的钱都用来购置了电脑和与电脑游戏相关的用品。有一次，我踮起脚尖走进他的房间，那是唯一的一次。他在一堆插座和数据连线当中，兴奋的双眼盯着电脑屏幕，修长的手指有力地握着手柄，微卷的长发由于兴奋而微微颤动。他已经完全沉浸在精品赛车的世界中。他的胃可能从早上起来就没有被照料过了吧，但他浑身上下的神经结和神经末梢都绽发出末世界韵味的电脉冲。我看得见，如果我戴着红外线透视镜的话，他那时一定像《黑客帝国》中救世主眼中的能量源，磔磔发光的躯体在昏暗的背景中显得生机盎然。
他浑身上下几乎没有一寸多余的脂肪。他在球场脱了上衣，白皙而兽性的肌肉就袒露在天光之下。这样的身姿也让他成了球场上名副其实的鬼见愁——无论是自己人还是对方的球员，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还是本身已经非常野蛮的阿拉伯人，他一视同仁，但凡得球者都会遭遇他凶狠的近乎无理的逼抢，怒目对视的情景时有发生……那还是在他开始“辟谷”之前好一段的事了，他还不时到学生餐厅吃一顿学生套餐，在餐桌上和同班的瑞典女生来一段略显生涩的情景对话。好像还跟我谈起过电费是如何计算的：精确到一个字多少法郎，一顿饭煲一个汤和不煲汤的话耗电量会有多大的差别。虽然让人有点无所适从（相信很多人不会计较这种东西），但感觉上还是一个认真对待生活的男孩，他那年21岁。
一切的改变，我宁愿认为是从“Mr。petit déjeuner”（早餐先生）这个绰号开始的。那样的话，Z的传说将变成实至名归的传说。
刚刚到蒙比利耶的时期，我们做过一段类似于“新潮男性二人组”的搭档。那时候他和我同期，都还比较认真地上课，Z甚至参加了大学里舞台剧的社团，期末时用法语很地道地演出了一段名家的作品。我们成双成对地出入几乎每个周三和周末的留学生聚会。目的只有一个，勾引各国的女孩。就是当晚带走和跟她回家的那种期待。
不对，我的记忆出现了些许的紊乱。他开始是和都留靖士在一起搭档的。那是一个脸长得相当之好的日本男孩儿，和Z同班。他们俩的目标是同班的5个瑞典女孩中的两个。都留靖士先声夺人，又帅家里又有钱，外形当然不是瑞典女孩们的喜欢类型——过分一点地说，她们宁愿委身于高大威猛，松松垮垮的塞内加尔人，也不会和清秀干净内敛的亚洲男孩交往。但靖士估计是买单的时候一气呵成——这一点对于靠政府的福利津贴念书的瑞典女孩来说是无非是一件好事。于是，简单地说，靖士先Z一步约到了瑞典女孩吃饭。但本身可能就不具备什么幽默感，或本身具备的一点幽默感加上日本人固有的生怯用法语表述之后又大打了折扣。结果就是饭后带着女孩到了自己家楼下，又不敢提出邀她上去，于是慌乱中鬼使神差地说我上楼加一件衣服陪你去运河边。天哪，又不是1975年带有相当人文价值观的立教大学助教恋上新晋的插花社的女生，在原宿约会后提出和她一起步行到多摩川去……那个瑞典女孩也相当地冷静果敢——靖士下楼来已经是不见了伊人的芳踪。失落的靖士事后马上赶到我们的聚会上，用生硬的法语叙述了当晚的遭遇。他连说这种事的也是面带着羞涩的微笑。嗯，可笑而可悲的亚洲价值观。
轮到Z了，他郑重地向我讨教了一次。
“那种事，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