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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稍稍好转，回家检查了水管，关上热水器。不得不小心，有前车之鉴，王绅就曾因为同住的方方大意没有拧好家中水管，结果水淹楼下的小书店，二人连带责任，赔了七万法郎。我可没有七万法郎赔给人家，穷人家的孩子谨慎。随后锁好门，回天奇家了。这样的房子不适应一下住进来，非得忧郁症不可。
正式搬进去，是八月中旬。之前都混在天奇家。那时他才刚刚乔迁之喜，有朝气，还时不时收拾一下房间。我们三天去一次十三区的中国城，租录影带，买中国菜。饭吃得非常够水准，什么红烧猪蹄儿，炒鱿鱼头，梅菜扣肉什么的，猛灌1664啤酒，灌完了就没日没夜地看录影带，也到歌剧院附近的日本餐馆吃自助餐，鳗鱼饭吃了一碗又一碗，连鱼生都免了，光吃鳗鱼饭。吃饱喝足就逛卢浮宫，根本逛不了多长时间就累了，于是就坐在走廊的地板上看。看什么呢？金发碧眼的美女太多了，照顾不过来，也反应不太过来。主要看日本妹，花枝招展的，有看头，让人浮想联翩。关键是，她们的眼睛也不老实，常常视线对个正着，然后就彼此那样意味深长地持续三到五秒钟。两人一组的居多，也有三四个成群的，当然也有单身的，挎着路易？威登或Prada，就那样上身保持不动，双腿大幅跨动地一晃而过，然后消失在人群之中。
这种颓废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九月。天奇注册了索邦的语言学院，我也利用时装学校开学前的时间静静地焖在家里画素描。那时对于时装课程完全出于一种憧憬膜拜的心理状态，焦虑，不知做些什么借以鼓胀自己临阵突然丧失的自信。
出国前一段时间，我曾经和北影厂的一位著名的美工学过几天画画。一是为我的热诚所感动，此外恐怕也因为我二十五岁的年龄重新练童子功是不可能的。他的理论课只上了一次，主题是：色彩和体积。就是说无论画什么，在动笔的一刹那，对于所要描绘的物体心中要有体积的概念。马蒂斯的野兽派是出了名的像野兽一样的着色，咋一看平平淡淡，但大师的一笔下去，同孩童的一笔下去，尽管都是简简单单的一笔，都让人叫绝，但大师多历经了一个轮回。两者最后归于一个终点，就是艺术的纯真。这个多经历的轮回，齐白石先生概括为：以最大的耐心画进去，以最大的勇气画出来。
我的寓所内部气温低，光线暗，打开台灯，铺好素描纸，就可以静下心来画，什么都不想，像一个猎人迷失在丛林之中，暂时收敛冷峻的目光，接纳四周的万籁之音，任凭自己天马行空地越走越远。
《缝纫机》
九月底时装学校开课了。是一所名气平平的私立学苑。除了星期三到位于十一区共和国广场附近的总部去上时装效果图的课程，其他日子都在十九区的分部上课。报名的第一天，我发现班上只有我一个男人，而且是唯一的外国人。
第一天就是缝纫课。我并不觉得一个男人踩缝纫机有什么不妥，也不理论性地认为要当一名时装设计师，就一定要右耳戴耳环，穿收腰范思哲衬衫；就像画家不一定留胡子，诗人不一定不洗脸不刷牙一样。所谓天才这东西并不是要经过某种非人的扭曲才成就的，当然不能排除这种所谓扭曲的存在，海明威如果不是被女护士狠狠地甩了，也不会成为大文豪；村上春树如果没有制服情节和相貌平平之下的疯狂自恋，也不会在每一部作品中邂逅十五岁的美少女；像但丁和司马迁就更不用说了；但也有象钱钟书先生这样虚怀若谷热爱家庭的大匠。林林总总，各人有各人的情况。
缝纫课从匝线开始。什么直线，曲线，断线，嗒嗒嗒地匝个不停。旁边的女生俨然法国版的赵薇，脸型鼻性眼睛的体积活泼程度全都酷似，我松了一口气——开端还不错，只是她的身材有点不顺畅。我和她搭话，问她电动缝纫机的使用方法，我生硬的法语和严谨的态度把她逗得咯咯笑。
中午休息，我尾随一群女孩出去买三明治，一声不响，我想我从来都没那么乖巧过。在糕点屋排队时，一个女孩想起什么似的问我要哪一种三明治，我懦懦地答不上来，于是更添使人怜爱之风情。女孩们都笑了，目光中满是同情的疑问，仿佛说天哪，可怜的小家伙，不知道三明治的叫法可怎么活呢？殊不知花钱时是不需要掌握语言的，有钱就意味着理解和沟通，没人听说不会说英语的亿万富翁在拉斯韦加斯会饿死街头，这就叫“用钱说话”。
那时我红着脸（一半是演技一半是真局促）用手指点着要了火腿奶酪三明治。女孩们对我的沉默寡言产生了一定的兴趣——她们都刚刚高中毕业，恐怕没同中国人打过交道，有那种想了解除中国菜以外的什么的需求。我不意间成了一群年轻女孩的焦点，惶惶然中又有些陶醉。之后的好几年，我在初次面对某些女孩时，就会表现得很孱弱，机会成熟时自然会原形毕露。但在环境允许的条件下变成另一个人，那种飘飘然垂帘听政的感觉，象鸦片一样沉醉我的心。就像带着三十年的记忆，拥有十七岁不老的容颜，重新走进高中的教室的邪恶之花。
《丽都》（LIDO）
巴黎有两处以跳艳舞而出名的地方，一是“红风车”（Moulin Rouge），另一个就是丽都。
我的二十六岁生日是在丽都度过的。
红风车的看家节目是“康康舞”，就是Nicole kidman在电影《红风车》中的传世之作，《情深深雨蒙蒙》中也有不少康康舞的镜头，就内容来讲，是一码事。也许是我当时觉得看了《红风车》和《情》之后就没必要去看真的红风车了，也许，仅仅是因为那里地处巴黎的风化区的缘故。
我的生日要在艳丽无方的纯真中度过，因此选了丽都。
那段时间，我历尽了从未有过的孤独。
女孩打来电话——只有她，我二十岁后的每一个生日她都会记得。我爸妈从来都不记得，或者仅仅是被简单地忽略掉了——“啊呀，今天忘了交电费了！”——就是这么回事。
“我念不下去了，主导老师从来不夸我一句……”我在电话里说。
“嗯。”
“全班只有三四个人以前学过透视，画过素描，其它都是幼儿园水平——只有激情……”我说。
“她应该很清楚才对呀！”女孩轻轻地说。
“所有同学都对我的画赞不绝口，下课还用大麻招待我，那可是这里表达友谊和尊敬的最高形式……”我忍不住笑了出来。
女孩也笑了。
“好点了么？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
“嗯。”我哼了一声。
“我……前几天寄了一张……支票，你会接受吧。”女孩细声细气地说。
“……”
“我想送你件礼物，但我想你可能想自己选。”
“……”
“那没什么，只不过是支票形式的生日礼物。”
“好吧。”我回答。
“谢谢。”
“嗯。”我说。
三天后，我收到一个橘色的小邮包，里边是村上春树的《神的孩子都跳舞》和《遥远的太鼓》台湾时报社赖明珠的译本——自从林少华在《寻羊历险记》中把避孕套（gomu）译成橡皮之后，我就不看他的译本。
支票夹在书页中间，我瞥了一眼金额，在背面填上账号，签字背书，拿到隔壁的农业银行入账。
生日那天，我下午三点乘郊区火车到圣？拉萨站，再乘十三号地铁到香榭丽舍，在路易？威登对面的Quick吃了汉堡，喝了可乐，然后到Gaumont电影院看了皮尔斯？布鲁斯南的《哈瓦纳裁缝》——完全不明所以。七点钟就慢慢地走到丽都门口。接待员问我几个人。
“一个。”我说——一股悲凉没来由地占据我的心。
演出八点钟才开始，我来得太早。被风度翩翩的中年侍应生引到单人位上——全场最好的单人位。前面有两排双人位，桌上有冰香滨的小型金属筒。舞台四周是餐桌，我进来时看了一下价格，那样一个位子每人是八百法郎左右。
一派美国百老汇风格，满目的俊男美女，又唱又跳。其中一个传统节目是一只大鹦鹉（真得很大）展翅掠过众人头顶，飞行轨迹恰恰经过单人位和双人位之间，双翼掠起的风声让人心旷神怡。两个穿着入时的日本女孩照例惊呼，另外两兄弟模样的中国或韩国人放下香滨杯子红着脸拼命鼓掌。我四周坐满了单身看表演的人。
演出结束前二十分钟左右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