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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的尘土中的不起眼的碎片，被他的笔管一个一个地拨拉出来，然后轻轻地擦拭，轻轻地哈气。还真就那么神奇，就在他的擦拭和吹拂中，那些不起眼的碎片渐渐露出了精致的纹理，渐渐复活了缤纷的色彩，变得楚楚动人。
另类的当然不只是文法。在我看来，张鸣历史笔记最独特之处，一言以蔽之，在于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同情的理解。即把自己放在一个普通人的地位上，以将心比已的态度，去看待和评说历史。主流历史研究和主流历史叙述毛病多多，而最容易招致我反感的毛病，则在于对于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轻狂，由这种轻狂必然客观上导致历史虚无主义。似乎无父无母，自己根本不是从昨天中脱胎而来的，因此可以居高临下，口含天宪，毫不留情地审判过往一切历史和历史人物。照着自己的身高去度量古人，古人当然皆为侏儒。于是一部三千年文明史，差不多都成了黑暗史；于是近一百多年的壮阔波澜，差不多都成了浊流。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这种轻狂和攻伐，就跟对大自然的轻狂和攻伐一样，浅薄之至，愚妄之至。
对大自然是需要敬畏的，人怎么伟大，终究也只是自然之子，人的伟力永远只是对自然法则的探究和再现，而绝无可能超越自然法则之上。只有造化弄人，不可能人弄造化。人对大自然的任何嘲弄，最终都会招来残酷的报复。同样，对历史也是需要敬畏的。历史是千万年进化秘诀的沉淀，历史是无数血泪凝聚的结晶。这种沉淀和结晶是今天的根基，支撑着今天的繁枝茂叶。对历史的任何侮辱，非但不可能反衬出我们自己的伟岸，反而只会动摇我们精神世界的根本，使我们越来越病态和萎靡。
不是做历史的判官，而是做历史的同情的理解者，只有以这样的平常心，才能客观地看待历史和评价历史，才能从历史中收获真正的教益。固然，历史上可能存在诸多弯路，但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弯路也是必要的代价。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如果换了我们，我们会比古人做得更好。事实上，我们肯定不比古人高明，我们跌跌撞撞，头破血流，狼狈状并不在古人之下，代价并不在古人之下。
对历史抱以同情的理解的平常心，可以说是张鸣历史笔记的最明显的特色。于是我们看到，杜月笙之有名，不仅在于他善于跟上流社会打交道，而且在于他跟上流社会交往的同时，不忘帮会原初的宗旨，以特殊的方式为某一部分下层民众，尤其为上海产业工人讨利益。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许多工人罢工，都无一例外地得到了他的支持，他甚至不惜为此开罪国民党当局。于是我们还发现，我们平素了解的袁世凯不甚准确。真实的袁世凯不仅是近代化转型的主要推手，而且最为后人不齿的称帝之举，初衷原来可能是反制民初军阀跋扈、地方割据，这固然不智，却未必完全险恶——纵然称帝，要建立的也只是君主立宪制而非绝对复古，而在君主立宪制与现代民主之间，并非就隔着千山万水。我们同时还知道，被嘲笑了一百多年、侮辱了一百多年的叶名琛，不像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弱智。“换了我们，又能怎么样呢？战，没有本钱；和，没有授权；守，自然是守不住的。走（逃）的话，清朝的法度，地方官守土有责，如果弃城而走，日后是要掉脑袋的。走尚不可，降就更不行了，自己丢人不说，家族的脸面都没了。”叶名琛只好“不死不降不走，不战不和不守。”他别无选择。这固然是“古之所无，今之罕有”的奇观，但问题在于，叶名琛碰上的，也正好是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背景有着这样的奇观，又何足怪哉？“在那个时代，他没有做错什么，他的被人笑骂，除了他自我的不甘平庸之外，仅仅是由于暴露了在那个文化碰撞的时刻，因为隔膜所致的可笑。这种可笑，任何一个民族在所难免，只要你赶上了那种时刻。”
这是笔者在张鸣历史笔记中随意选取的几个片断。此种片断，在张鸣历史笔记中所在多有。其结论往往令人惊讶而一时难以苟同，其逻辑之强大却令人至少不敢轻率否定。其逻辑强大的主要原因，则在于颇具人情味，用人之常情去推论历史和历史人物，而不是用空洞的大言来苛责历史和历史人物，这样做当然更切近实际因而更容易服人。这种历史描述方法，我姑且称之为人性化描述。
历史是人的活动。没有人就没有历史。因此研究和描述历史，离开对于人性的理解，一味空洞大言，那将永远不得历史真相之门。那样推论出来的所谓历史，不过是愚弄众生的伪历史罢了。只有抱着敬畏之心，以低调的身段，谦恭的态度，同情地理解历史，宽容历史，才可能接近历史真相。
这就要求一个根本的条件，即史家必须首先具备一双人性之眼。正因为有着这样的人性之眼，张鸣才能为历史碎片还原精致的纹理，复活缤纷的色彩。他的历史笔记才那么兴味盎然。张鸣之最大另类，惟在此耳。
（《历史的底稿》，张鸣著，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5月版，25．00元）
撕裂帷幕
曾 园
米兰·昆德拉的随笔集《帷幕》法语版于2005年4月出版，此后其他语种的版本也陆续面世，中文版上市时间是2006年9月。而英文版的出版时间定于2007年1月30日。这样安排是否和《无知》的出版出于相似的原因？在《无知》出版前，几家法国媒体向昆德拉“放冷枪”，一向沉默寡言的昆德拉没有反击，但推迟了《无知》法语版的发行时间，让法国读者品尝了火烧火燎的滋味。这次《帷幕》英文版的延迟是否蕴含某种深意笔者无从知晓，不过昆德拉的确有能力将书籍出版时间也变成“国际文学事件”，在多种版本出版时间的斟酌与迟疑这点上，昆德拉恐怕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作家。也许是我神经过敏，不过有些细节真的颇堪玩味：书中昆德拉多处控诉了大国／大语种／大民族在文学话语中的霸权。
表面上，《帷幕》这篇“由七部分组成的随笔”谈的仍是昆德拉常谈的题目，比如说塞万提斯、斯特恩、贡布罗维奇、冰岛、捷克……不过，作为昆德拉“小说艺术”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前两部是《小说的艺术》和《被背叛的遗嘱》），这部文论可以说是最完整、最流畅的一部，既不是由发言与采访拼凑而成，也没有分量过重的音乐论述，所以读来感觉紧凑连贯。可以说是一部充满新鲜细节和见解的文学史与作家史。《帷幕》依次谈到了重新审视文学史（文学作品的时间范畴）的重要性、世界文学（文学作品的空间范畴）、作家的职业道德与天职、作家与“存在”，当然还有昆德拉在《无知》中阐发的关于“记忆”在文学阅读中所起的作用。
昆德拉一方面强调对传统的重新读解，一方面强调创新（“要重复，就必须没有廉耻，没有智慧，没有品位”）。他重新对小说和讲故事做出了区分。在昆德拉的论述中，是菲尔丁的创新使小说诞生的。然后在塞万提斯、拉伯雷和斯特恩的笔下，小说才得到了准确的定位。当然，每个作家都会将传统进行一次重新书写，这一点正如艾略特所说：“儿子生下了父亲”。昆德拉的特别之处似乎是在反情节与反说教这两点上摧毁“故事”的绝对权威，并从这个角度重新阐释作家的作品及其意义。
要真正了解一个作家的价值，就必须把他放在他应有的位置上。这个位置包括时间和空间两方面。而文学史首先是个时间的概念，昆德拉在此强调了空间概念。在他看来，文学空间在以往的文学阅读和写作中被扭曲了。比如说，昆德拉自己就被评论家当作斯拉夫作家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曼杰斯塔姆放在一起讨论。而昆德拉极为反感（当然并不是对俄国大师不满），原因在于把他和这些作家放在一起，他的面貌（他的努力、他的美学特征）根本无法看清楚。针对文学史中这个有害的概念“斯拉夫文学”，昆德拉指出：尽管存在“斯拉夫民族的语言统一性，但并不存在任何斯拉夫文化，任何斯拉夫世界。”昆德拉在哪里？从前面的两本书中我们知道了，就是要到布洛赫、穆齐尔、贡布罗维奇等人组成的名单中去找他。
昆德拉在本书中再次以冰岛文学（《萨迦》）举例说明小民族文学的命运：“欧洲散文中最早的伟大文学珍品是在它最小的一个国家内创造出来的，这个国家，即便在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