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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的充分发展。
了解废名诗论，不可不与废名的诗相参看。长期以来，学术界以为“废名诗大约仅存30首”，1997年周作人儿媳张琰芳女士偶然的发现，打破了这一惯有的说法。但废名的诗后来并没有专门编辑出版，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读者和研究者的视野，台湾出版的《废名诗集》以及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废名（全）集》将是很好的读本。
（《新诗十二讲——废名的老北大讲义》，废名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1月版，23．00元）
附：废名致胡适（节选）
适之先生：
惠书敬悉。捧读之余，觉得有不能已于言者。我平常爱谈话，惟独要把自己的意见写在纸上，最不能动兴会。今天我觉得我应该向先生写一点我自己的意见，因为这里头动了我一点感情，正好比少年男女写情书一样，所以也就很有兴致了。
先生是文学革命的元勋，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孩子，在一个中学里念书，受了影响，第一回做的白话文就是一首白话诗。当时《尝试集》是读得最熟的了。记得后来到北京时曾寄了几首诗给先生看。慢慢的我做小说，开张第一回就刊登于《努力周报》，给了我一个很大的鼓励。从此继续着做下去，始终不懈。无论后来有怎样的进步，想起那时试作时的不寂寞，真真是一个最大的欢喜。因为有这样的因缘，我对于先生不但抱着我们今日从事文学的人，对于一个文学革命先驱应该有的一个敬意，实在又有一种个人的感情。以前没有机会，现在有了机会，如果我心里有一个确实的意见，我觉得我应该忠实的陈之于先生，那才实在是敬重先生之意，不管先生以为他对不对。
关于新诗，我因试验的结果，得到一个结论：我们今日的新诗是中国诗的一种。这就是说，白话诗（还是说新诗的好）不应该说是旧诗词的一种进步，而是一种变化，是中国诗的一种体裁，正如诗与词也各为中国诗的一种体裁是一样的。我细心揣测中国旧诗词，觉得他们有一个自然的变迁，古今人不相及，诗不能表现词的意境，词也不是诗；而同为诗，同为词，也因时代的先后而不同。他们都找得了他们的形式表达出了他们的意思。大凡一个形式就是一种意思，一个意思不能有两样的表现法，就好比翻译之不能同原作是一个东西是一样。普通所说意思相同，那实在是说“意义”罢了。我们今日的新诗，并不能包罗万象，旧诗词所能表现的意境，没有他的地位，而他确可以有他的特别领域，他可以表现旧诗词所不能为力的东西。今日做新诗的人，一方面没这个体裁上的必然性的意识，一方面又缺乏新诗的生命，以为用白话做的诗就是新诗，结果是多此一举。他们以为是打倒旧诗，其实自己反而站不住脚了。旧诗之不是新诗，不因其用的不是白话，就是有许多几乎完全是白话句子的词，我也以为不能引为我们今日新诗的先例。新诗之不是旧诗，不因其用的是白话，而文言到底也还是汉语，是“文学的国语”的一个成分。天下事真是要试验，单理论每容易违背事实。好比文字这件东西，本应该由象形而进化到拼音；然而中国方块字一直沿用到现在，因此而形成许多事实。现在主张该成拼音的人，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理论罢了。我自己所做的一百多首诗，自以为合乎这个新诗的资格。我用了我的形式表达出了我的意思，他是站在旧诗的范围以外，能够孑然而立了。若说他不好懂，那我觉得这本是人类一件没有法子的事情。艺术原则上是可通于人，而事实并不一定是人尽可解；恐怕同恋爱差不多，我所见的女人我未必都与之生爱情了。
我想什么都是一样，并不一定人人可解，而所解亦有见仁见智之不同。张惠言的《词选》，极佩服温词，说他是深美宏约，那他应该是了解温词的了；然而，我看他把温飞卿的《菩萨蛮》解释得一塌糊涂，简直是说梦话。好比“水精帘里颇黎枕，暖香惹梦鸳鸯锦；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几句，许多人以“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之梦境，即平伯最初亦以为如此。我心里颇不安，觉得做那样一个明明白白的梦，反而没有什么意思。细看温词都不是这种写法。我以为温飞卿最不可及的就是他的境界高，他写的是闺中，而天下的山水仿佛都在他的笔下映照着。他想象一个美人在那么美的地方住着，暖香惹梦，真是缠绵极了；而其时外面的天气盖是“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的时候也。所以作者一方面想象了那个人物，而一方面又把笔一纵，天地四大无不在意中。因此这个人物格外令人想象，要归于诗人的思想非局促者可比。我看温词全是这一套笔墨。了解诗实在同无线电一样，并不是处处可以接受得着，要一种相同的感应。古人做文章有许到（多）意到而笔未到者，因其情思如涌，想象丰富，此类作品更不易了解；但也是莫可如何的事实。
我平常最喜欢莎士比亚的戏剧，觉得他的来笔来得非常之快，非想象到他的不由自主的来意不可；然而英国人仿佛谁也懂得他，我却以为不可解。我记得曹植《洛神赋》有两句：“凌波微步，罗袜生尘。”这一个“罗袜生尘”的“尘”字我很有点不解。有一回问平伯，平伯他懂得了。他说这一个“尘”字并不是有一个另外的意义，是诗人的想象，想到神女在水上微步，就好像想到我们在路上走路，飞起尘土来。我听平伯这一讲，顿时异想天开，仿佛面＇对＇着茫茫湖上而望尘莫及了。我以为这也是意到而笔未到的一种例子。实在的，一切艺术本来是藉一种媒介而引起读者与作者的共鸣罢了。陶渊明有一首诗，叙一种中年人的情思非常亲切，末尾几句为：“壑舟无须臾，引我不得住。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我以为“念此使人惧”的“惧”字，实在是当下的实感，而再无多话可说。他本是说我们在船上，还不知道泊在那里才好；然而我所坐的船实在在那里走，一刻也不能停留。于是想到古人惜寸阴而感到一种人生之严肃。这个意思来得非常之快而实在不好说，所以我们要心知其意。然而我记得有一位先生告诉我说这是古人自叹学无长进，要爱惜光阴。甚矣！解人之难也。
我平常执笔，总是辛苦的用心，总想把自己的意思像画几何图那样的画出来，觉得还少这种意到而笔未到的地方。盖读者之解与不解为一回事；而作者总要尽其力做到可解处又为一回事也。至于先生所说“深入浅出”四个字，确是我近来做小说所羡慕的一种境界，大概是年事稍大一种自然的结果。其实我的诗是比较为我最近的产物，有许多地方私心倒真以为是误（悟）到了“深入浅出”的法门。大概“深入浅出”并不是深者变了浅，深浅原是一定的，有一寸深就令人有一寸深的感觉。“桃花潭水深千尺”，澈底澄清可以临渊羡鱼，自然不同江海之水令人看不见底；然而总令人不胜深厚之感，不致于俯视无遗。作文本也可以算是一种“技”，有如庖丁解牛，渐渐可以练到一个不费力的地步。别人看他很容易，其实叫别人去干，要费九牛二虎之力。神乎其技自然能神乎其道，天下的大事弄在手上若抛丸，这或者也是深入浅出的一种解法。
废名敬上，二月一日
翻译汉学作品须重视原典回译
陈圣宇
笔者最近对日本著名汉学家青木正儿先生的作品产生浓厚的兴趣，但了解到青木先生的全集尚未翻译到中国，只好找来近年出版的两本日本汉学译作，以求管中窥豹。
一本是青木正儿著，范建明译《中华名物考（外一种）》，中华书局，2005年8月北京第1版。另一本是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著，戴燕等译《对中国的乡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上海第1版。
对照两个译本中的《序》一文，笔者发现了很多原典回译方面的问题。为叙述方便，以下简称范建明译本为范本，戴燕等译本为戴本。
问题一：戴本中第3页，“《论语》说：‘恶郑声乱雅乐’”，引文漏字，当为“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范本不误。
问题二：戴本第4页，“晁说之的《墨经》”误，当为“晁贯之的《墨经》”。范本不误。
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墨经》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旧载毛晋《津逮秘书》中。原本题曰晁氏撰，不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