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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煮一壶酒吧。这是一壶英雄酒，中国历史若少了这股浓烈的酒味，那将会是多么乏味！
我的风格是窥探，我的态度是评点，我的特权是想象，我的追求是还原，我的立场是好奇，我的手段常常就是不择手段。鉴于元人罗贯中已经在这个题材上获得震古铄今的艺术声名，别人纵使仅想着从中分一杯羹，也属痴心妄想。所以，被罗贯中重点处理过的题材，我只能谨慎地规避，以免因与大师过于靠近而自暴其丑。所以，我不得不站在与罗贯中截然相反的立场上，并且识趣地只在罗氏兴趣不大的领域，插上自己那一杠子，我指的乃是使英雄成长为英雄的那一种特殊心理。我总觉得将英雄类型化（比如将诸葛孔明看成东方式智慧的化身，将关云长视为忠勇的典范和战神的代表，将曹阿瞒制作成奸诈的标本），虽然大有助于提高英雄的知名度和传播率，本质上则无异于釜底抽薪，我们恰恰因此与英雄真切的身影擦肩而过，结果，〃此犹昔人，非昔人也。〃英雄其实亦如耳边之清风，山间之明月，属于天下公器的范畴，因而也理所当然地不宜被言语道断。英雄是一个开放式的题材，本来就鼓励公说公理，婆说婆理。风雅的人固然可以把月亮想象成玉兔蟾宫，却也没法禁止如我这等粗人把它看成一只坑坑洼洼的烧饼。
不成敬意的是，我甚至不敢向读者担保，我已经制作出了这一只烧饼。
戏仿罗贯中《三国演义》开篇词格，填歪词如下：
悠悠世事拂千年，吹乱三国青灯。闪出几多英雄影：沙场舞大纛，剑光映书生。
白骨深处有神鹿，怎奈倏然无形。澹澹功名空费尽：运千古奇智，演百般悲情。
1998年12月30日于沪上
千夫所指
董卓是一个可怕的名字，他会使我们自然地想到桀、纣等上古暴君，一个西方读者读到《三国演义》时，脑海里恐怕也会浮现出古罗马皇帝尼禄、卡利古拉的形象。虽然董卓并不是暴君，他没有君王的名份，但把他说成暴君也没什么大错，因为就这家伙生性的狼戾狠毒及造成危害的深度、广度而言，似乎只有最暴虐的帝王才可以与他相提并论。
也许最暴虐的帝王，在董卓面前都自叹不如。
从董卓早年的经历中，我们不一定看得出他兽性人格的发展轨迹。当然，作为一个体内也许杂有羌、胡部落血统且一直与那些部落首领有着不错交情的家伙，他与草原上食肉动物打交道的机会，想来也是很多的。他为人称道的武艺，主要与射术有关：臂力过人，可以把弓拽得像一轮满月。董卓形象的标志性特征是：骑在马上，左右各挎着一只箭袋，像双枪将那样〃左右驰射〃，伴随着粗豪的狂笑，一只只猎物（包括同样被他视为猎物的〃万物之灵长〃）发出临终前的哀叹。我们知道高明的箭术，用之于疆场上的贴身肉搏或短兵相接效果甚微，在草原畋猎时却正好大有用武之地。他生活的地方既〃山高皇帝远〃，平素又喜欢与蛮性未脱的羌人〃豪帅〃一起杀牛宰羊，呼朋引类，其思维方式及处世准则，难免会游离于华夏文明之外，而更多地遵循所谓〃狩猎者规则〃。
正如希特勒身上也极少德意志民族性一样，在董卓身上试图找到若干中华民族的常规习性，也殊为不易。然而既然希特勒可以在德国大权独揽，董卓为什么不能在1700多年前同样因其令人瞠目结舌的思维方式和令人大惊失色的行为模式，在中华大地上耀武扬威，逞一时之雄呢？
在三国时代，有两个人最为飞扬跋扈，暴虐张狂，一个是董卓，另一个是袁术。董卓曾以太师自居，一度还想效法姜太公，自封为〃尚父〃。袁术更可笑，他甚至在没有丝毫可行性的情况下，公然自称为皇帝，致使几个愚笨的婆娘整天在为莫须有的〃正宫娘娘〃名份争吵不休。回过头来，我们又意外地发现，论能力和才学，这两个穷凶极恶的小丑，差不多又是最低下的。将董卓与袁术甚嚣尘上的权势，视为历史老人在某一阶段的打盹，显然不切实际。看似不可能出现的情况既然出现了，如果无法从个体心理学上得到解释，那便必然可以从人类集体心智构成上得到若干解答。就董卓而论，除掉特殊历史机缘的成全外（这是免不了的），此人反常乖悖的性格特征，由于超出寻常思维方式和操作规范的度外，反而有可能因其震慑骇怪的心理效果，使世界在一时的不知所措之后，目瞪口呆地促成其权势的集结。这是政治角斗场上特有的〃黑马〃现象，董卓踵其前，希特勒继其后。须知在一个瘫痪的社会，其成员的集体心智往往也是脆弱不堪的，一旦有外界强力猛然杀到，便最有可能造成社会的间歇性痉挛和神经质匍匐。
在董卓进入东汉帝国政治中心长安之前，这座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正连同自己统治的庞大国土，处于分崩离析的前夕。此前的〃赤眉〃农民起义，已使长安变得疮痍满目，宫倒墙摧，而大面积的饥馑，加上雨雪蝗虫，也使整个国家充满嗷嗷待哺的饥民。汉初实行的分封诸侯政策，经历三百余年的运作，这时也弊端尽现，使国内充斥着大大小小、各拥兵权的土皇帝。与此同时，御座上的君王不仅在比赛着谁更短命，还在较量着谁更昏庸无能，到了汉灵帝，帝王的威严已荡然无存，只现出一副弄臣的嘴脸，热衷于〃西园弄狗、驾驴取乐〃。他提出的修宫室、铸铜人、造万金堂、增收赋税等昏庸主张，都客观上起到了加速王朝毁灭的效果。先是牵连甚广的〃党锢之祸〃，将一大批帝国精英送上冥府，接着以〃十常侍〃（实指十二个把皇帝摆弄得团团转的大太监）为代表的宦官政治，又进一步分散了朝廷的权力，削弱了政府的机能，剥夺了皇权的威望。皇帝因担心成为绿头乌龟而残忍地将某些男人去势，殊不知这些因丧失男性正常机能而变得心理错乱的家伙一旦握有大权，造成的危害，又会远过于诱奸几个美丽的宫女。这一帝王的视觉盲点，在中国历史上造成的危害可称比比皆是，东汉末年更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终于，在公元184年引发一场百万民众大起义，那支头缠黄巾的乌合之众虽然只坚持了一年左右（其余部仍爝火不息地烧了很多年），便遭到以皇甫嵩、朱儁、曹操为代表的政府军无情镇压，但毕竟也使政府受到重创。这是宫廷阴谋的多发季节，仗着贵为太后的妹妹的势力，一个屠夫出身的莽汉何进掌握了帝国的军权，他与〃十常侍〃之间的争权日趋白热化。为了加强自己的势力，提高自身的赢面，何进遂不计后果地做出了一个选择：借助外来军事力量，剿除异己。结果，何进刚刚与〃十常侍〃两败俱伤，双双或尸横长安，或命殒河中，他此前假借君王命令召来的外部军事力量董卓，后脚就踩着尸堆进入了都城。
这正好是一座瘫痪的城市，朝柄散落，似乎谁捷足先登，谁就最有希望成为下一个实际掌权者。
董卓成了捷足先登者。可以想象，这时的长安已经成为一座恐怖之都，无论活着的朝廷官员还是寻常市民，都必然会处于某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神经质状态。虽然不值得提倡，但纯粹从权术的角度考察，此时采用恐怖的高压政策，对于迅速掌握权力，当会立收奇效。无巧不巧，权谋无几的董卓，即使什么都不会，说到实行恐怖政策，却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大行家。
他会不会是一头母狼叼大的呢？
在讨伐黄巾过程中，董卓几乎没有体现出什么统军之才，战功与同期的皇甫嵩、朱儁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他最大的一次战功是：当别的军队纷纷溃败时，只有他统领的军队〃全师而返〃。然而，皇帝若有着最起码的智力，他也当能早早地看出董卓的桀骜不驯。因不愿接受皇甫嵩的调度，董卓曾以兵士的情绪为借口，拒绝皇上的多次诏命。正如大型食肉动物在出击时总是相当谨慎一样，董卓这头西北大虫，此时也在自己距长安不远的驻地，一边远远地窥视着京城，一边〃嗬嗬〃地吐着布满血丝的舌信。
虽然没有丝毫古来良将的风范，但董卓作为一军之将，似乎仍然颇受部下的爱戴。这里的原因是，董卓部下多为凉州兵，亦即一群当时尚未开化的草莱之民，他们性情粗犷，嗜杀成性，不念人伦，奉行着某种与中原武士大相径庭的沙场规则。除非他具有董卓般超人的臂力，除非他本人比其中任何一个士兵都更为凶残，更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