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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号召、没人约束，也没有中共地下党员暗中领导，却没有一个人离开岗位。下午四时，林元、雷柏龄等人正忙着打最后一包《观察》，准备托运南京，三名特务闯进来，自称受警备司令部派遣，宣读了对《观察》的“勒令永久停刊”命令。雷柏龄签字后，请求允许出一期休刊号，以便对社会和读者有个交代。因为前些日子《时与文》杂志被封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特务哼了一声：“休刊号？别做梦了，现在是追查编者和南京那个特约军事记者的问题。原稿呢？账簿呢？拿出来！”大家都推说不知道，特务们把准备发行的5000本杂志当“战利品”抢走，向上司交差去了。特务走后，林元、雷柏龄紧张地处理文稿和账目，不给特务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他们最担心的是那位“南京特约记者”，听说他就在上海，很可能会到编辑部来。当初储安平为了确保新闻来源的秘密，对于《观察》在南京、北平、天津、西安、汉口、成都、昆明、迪化、兰州等地的特约记者，其真实身份和联络方式只有他一个人掌握。为了工作上的机密，林元等人也从来不问储安平。但警备司令部一定要找到这个神秘的“特约记者”，事情后来的发展很像一部惊险小说。特务们从林元身上搜到了《徐淮战局的变幻》一文的部分原稿，又找到一个南京国防部史政局的信封，这使他们摸到了一点“特约记者”的线索。于是特务在观察社布下了个“口袋”，把凡是去联络工作的人都捕了进去，大约捕了一百多人。笪移今先生刚进门，见势不妙想逃，特务们喊着：“你总算中彩了。”扑上去把他抓住。在北平，储安平也不得不躲起来，他与编辑部约定的北京联络点——大公报驻平办事处被包围，特务照老规矩也作了“口袋”，联络人徐盈被软禁。特务还不放心，因为北平的户籍记录共有3个叫徐盈的，于是那两处也布下网。碰巧第二个徐盈有一位身材高大如储安平的朋友来访，马上抓起来，还动了刑。多亏北平外围很快解放，储安平躲过了这场劫难。上海编辑部的林元、雷柏龄被打入大牢，从提篮桥解到南京，他们从押差那里看到公文，才知道是蒋介石亲自给顾祝同下的手令，交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执行的。他们算是“重犯”了。直到1949年4月25日南京解放，管监狱的国民党官员逃跑，他们才获得解放。至于那位“南京特约记者”，他的真名叫张今（金）铎。张是山东东平人，早年就读于天津北洋大学，大革命时期到了广州，在黄埔军校任教，与周恩来相识。北伐时到冯玉祥军中任职。1935年他在北平被国民党宪兵逮捕，后来转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与著名的学者范文澜、台静农、黄药眠关在一间牢房里。他生性耿直，经常痛骂蒋介石。黄药眠的印象：张虽然不是共产党，却是坚定的反蒋人士。不久张今铎被保释出狱，抗战中曾到过延安，后来在新四军工作，“皖南事变”前离开。＇1＇后来到昆明的盟军机构中任职。张本人阅历丰富，对军事很有研究，在国民党将领中有很多关系，也与中共地下党保持着联系。这样一个游离于国共两方之间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被储安平看中，向他约稿后，张今铎积蓄多年的能量终于释放出来，发表了一系列分量很重的文章。他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上，以老到锋利的文笔，揭开了国民党军连连战败的内幕＇2＇。当国民党特务追捕时，他正好在上海，但没有露面。因为林、雷二位拒不招供，给他提供了时间逃出上海。在朋友帮助下，他化装一路经杭州、南昌、衡阳、广州，最后逃到香港才获得安全。上海解放后，张今铎任山东省政协委员，在“晴朗的天空下”，他可以向林元当面道谢。这也是林元第一次认识这位神交已久的老朋友。
《大公报》与《观察》的政见并不相同，它们之间还经常发生争论。但是最后却走上了同一条道路。还有一些“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例如北平一批教授创办的《新路》杂志，曾提出23条纲领，幻想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建国之路。《新路》对国民党的批评要比《观察》温和得多，有人猜测这个杂志背后有司徒雷登的支持。但是《新路》也没有避免遭到国民党当局查封的下场。在国民党的高压和恐怖手段之下，这些“自由主义”的舆论显得如此无奈。海外历史学家汪荣祖以“夹心饼干”来形容他们的处境，这样评论：
回顾历史，战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固有其严重的弱点，但对情势的发展，看得很清楚，并无幻想，只是他们的命运并未操在自己手中，万分无奈。自由与民主为极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所欢迎，反对内战更是极大多数国人的共识。但自由主义者无法将此一共识，转化为有效的政治力量，更起不了领导作用。所以如此，除了自由主义本身的问题外，外在的恶劣环境，更不可忽视。国民党的专政固不利于自由主义的发展，美国对华政策亦属不利。至于内战爆发之后，日渐恶劣的社会与经济危机，更迫使自由主义者放弃许多自由民主的原则。最后在内战中成为“夹心饼干”被迫放弃中立。他们之中的大部分选择左倾，其实，他们对共产主义，并不曾一厢情愿地接受，只是觉得战乱中的中国，自由主义已不相干。与社会主义妥协，不仅可行而且是正确的。就储安平本人而言，当国民党政府通缉他时，已别无选择。1949年以后，储安平及其自由主义伙伴，大部分留在内地。他们的命运，很可以说明自由主义在战后的命运。
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从“第三条道路”投向了革命。然而却有个别人在这个历史重要关头栽了跟头。值得一提的是张申府。这位当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因为不赞成暴力革命、武装斗争而中断了他的革命路程。此后他作为民主人士，在国共之间周旋。他一贯主张民主，反对内战，这个立场在1947年以前，被视为是进步的。1948年10 月23日，张申府在《观察》杂志的头版发表了《呼吁和平》，引起轩然大波：
我们现在最要紧的事，消极地说，就是打破现状；积极地说，就是恢复和平。假使战事还不设法结束，和平还不速谋恢复，必致全国人，至少东北人与华北人，或至少在东北华北大城市住的人，都不得活，国家更将丧尽了元气，丢尽了脸。
事实上，这些年来，国人，尤其是读书人，已犯了一个极大的毛病，就是把是非成败利害混在一起，且常常是只管眼前成败利害，而不管是非。其实为国家打算，只应辨是非，而不应计较个人的成败利害。可惜就在抗战之前，有些号称进步的知识分子，就已是左了怕得罪现在，右了怕得罪将来，畏首畏尾，真是身其余己。接着，张申府陈述他个人对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看法，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公式：
前几年，我曾鼓吹过一个全国公认的口号，那就是“民主”、“和平”、“统一”。这个次序是有意的。意思就在：必须先民主了，然后才能和平；必须先和平了，然后才能统一。今日实际，我相信也还不过如此。
下面，张申府说了一段最不合时宜的话：
也许有人以为，现在有一方正打得顺手，正打得起劲，正要一劳永逸，一举而成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