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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道作风使自由思想分子深恶痛绝；抗战以来对公教人员的刻薄待遇，使公教人员对现政权赤忱全失；政府官员的贪污作弊，种种刁难，使工商界人物怨气冲天；因财政金融失策以及内战不停而造成的物价暴涨，使城市市民怨声载道。
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党。多年以来，我们一直住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对于共产党的内情，我们自承所知不多，我们暂时只能根据常识来说。近几年来，外间对于中共在延安边区一带的作风，颇有好评。共产党在这样一种艰苦的环境内，能站得住，亦自有他们所以能站得住的道理。一个政党当他在艰苦奋斗的时候，总有他一股生气和生命的力量的。就后一点说，我们虽非共产党党员，但一样尊重共产党的党员，只要他确是信奉他所相信的主义，忠于他的党，忠于他的思想，忠于他的工作，忠于他的事业，我们都在心底里对他尊敬。但是共产党的对人，只有“敌”“我”，跟他们跑的，他们可以承纳，不跟他们跑的，他们一律敌视。一切都以实际利害为出发，不存任何人情与友谊。要捧一个人，集体地捧他起来，要攻击一个人，集体地把他打了下去。公平的反面就是极端，共产党的极端作风，实在大大地限制了他获得同情的范围，亦即减少他获得成功的速度；梁漱溟先生的摆脱现实政治和张君劢先生的脱离民盟，也多少与共产党这种极端作风有关。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与“无”的问题了。这反映了当时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真实立场。他们一边在批判现实，一边在探索中国的出路。至少在1947年，他们自信有能力改变中国的政治现状，这就是走“第三条道路”。从政治立场来说，他们是自由主义的温和分子。他们自认为有理智，有信仰，有专长；懂得人民的需要，可博得人民的支持。倘使他们能够推行缓进的社会改革，组织一个多党的联合政府，必能安定中国。然而，中国政局的急剧变化，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和高压，共产党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使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了种种变化。他们一面同国民党作斗争，一面在思想上接近共产党。他们自己也经常争论，在作不同的政治选择。
1947年是转折的一年。国民党由强大走向衰败，国统区经济的恶化，迫使人民为自己的生存起来斗争。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就连平日最温和的学者，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奋起抗争了。朱自清教授在《观察》上发表文章说：“狗急跳墙，何况是人！到了现状坏到怎样吃苦还是活不下去的时候，人心浮动，也就是情绪高涨，老百姓本能地不顾一切地起来了，他们要打破现状。他们不知道怎样改变现状，可是一股子劲先打破了它再说，想着打破了总有些希望，这种局势，规模小的叫‘民变’，大的就是‘造反’”。＇1＇但是知识分子温和的本性，使得他们不会去参与“造反”。吴晗教授这样描述朱自清：“整饬、谨慎、周到、温和、宽容、高度正义感，加上随时随地追求进步，这些德性的综合，构成了佩弦先生的人格。不过，在有的场合，他会告诉你：‘请原谅我，也许是年岁太大的关系，太刺激的文字于我不适宜。你们要斗争是可敬的，不过，我得慢慢的来。’事实上，几年来他确实是在向青年学习，他出席每一次学生主持的文艺座谈会，讨论《李有才板话》、《赵家庄的变迁》、《王贵和李香香》，提出极精到的意见。”＇2＇从幽雅的《荷塘月色》到山药蛋味的解放区文艺，这位走出象牙塔的学者以自己的方式接近革命。
一向以“民间”、“中立”自诩的《大公报》，为了维持生存，从蒋介石宣布“戡乱”起，《大公报》就慎言慎行，社评的语调尽量温和，报道的消息尽量不与《中央日报》差距过大，副刊尽量登一些闲适的散文。惟一可取的，就是还报道一些人民群众在通货膨胀、战争动乱中饥寒交迫、饱受煎熬的见闻，以期使当局看到民众的呼声。《大公报》的这种骑墙态度，受到了激烈的抨击。首先是1947年5月20日南京学生的大规模抗议国民党政府的游行，遭到军警的镇压。《大公报》轻描淡写的态度引起了储安平的愤慨。他在《观察》的评论中写道：
在这次学潮中，大公报所表现的态度，实在不孚众望。5月20日南京发生了这样壮烈的惨案，这样震动全国而有了强烈政治意义的新闻，大公报还不肯编在第二版要闻中，这是什么编辑态度？同时，像南京5·20惨案这样一个严重的新闻，大公报竟用“首都一不幸事件”这样一个轻描淡写的标题，这是什么编辑技术？至于说到评论，该报5月21日的短评论南京惨案说：“不幸执行禁令者在方法上未能充分体会在上者爱护青年的本心，率至演出惨剧。”全国青年听着：你们同意大公报的话，承认今日在上者还有一点爱护你们这批青年的意思吗？你们承认，当有人用木棍铁棍在你们头上劈打下来，这就是爱护你们的表现吗？在8月19日的社评中，认为学生的请愿为暴力的革命？认为“学生近来的行动”太天真幼稚了，认为“青年人太简单了”，认为学生在请愿中“充分表现其行动的儿戏性”，并且甚至认为今日之学潮，直为“小孩玩火”。我读大公报前后几十年，实在从来没有看到大公报有过这样违反民心的评论。
紧接着的一件事是1947年5月24日，上海警备司令部下令查封《文汇》、《新民》、《联合》三报。查封的罪名是“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与新闻”。1947年2月20日《新民报》上海版副刊“夜光杯”上，刊登了一首《冥国国歌》歌词，作者采用了国民党党歌的词调，借以讽刺国民党政府。这件事令当局暴跳如雷，指令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追究《新民报》的政治责任。这个事件刚刚平息，《新民报》重庆版在3月16日又登出一篇题为《无题》的杂文，说一个国民党军人买了一大篮青菜，不但不照市价给钱，反而肆意辱骂毒打菜贩。于是，文章结论说：“枪就是强权，也就是公理，就能够一意孤行。有枪阶级是何等令人羡慕呀！我要大声疾呼：枪是伟大的！武力至上！强权至上！”结果，文章登出当晚，几卡车全副武装的“士兵代表”就开到报社，割断电话线，包围编辑部，冲入印刷厂，对报社员工进行武力威胁。《新民报》、《文汇报》、《联合晚报》经常发表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言论和新闻报道，被当局查封是早晚的事。三家报纸被封后，激起了舆论界和广大知识分子的强烈抗议。而《大公报》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它对三报的被封，没有表示明确的抗议和同情。当年《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回忆：
据解放后所见档案，从那年（1947年）3月以后，新闻界党（国民党）团（三青团）联席会议即讨论和决定，相机查封这三家报纸。拖延到5月，国内局势日益紧张，作为国民党经济、文化的心脏——上海，由于政治上的白色恐怖，经济上的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腾，一日数变，激起工潮、学潮之不断发生，此起彼伏，如申九罢工、交大学潮，最后发生复旦大学学生被军警、特务搜捕事件。前去采访的我报记者麦少媚被特务围殴。翌日——5月25日《文汇报》、《联
合晚报》、《新民报》三进步报纸被反动政府封闭。被封前一天的《编者的话》，对市当局提出抗议和质询，是我和宦乡等商酌后执笔的。
过了一天，《大公报》刊出了一个短评，题为《请保障正当舆论》。大意说：“三家报纸已被封闭了。今后希望政府切实保障正当舆论。”这是一支冷箭，射向手脚已被缚住的对手。很明显，它是影射这三家报纸是不正当的舆论。明白说，是“为匪张目”的报纸。这是《大公报》历史上罕见的卑鄙评论。我看了真是又伤心，又痛心。
第一个站出来抗议的是《密勒氏评论报》。它提出“中国今天只有两张真正的民间报，一张是中间偏左的《文汇报》，一张是中间偏右的《大公报》。应彼此扶持、支援，而不应冷眼旁观，更不应投井下石！”第二个起来严正抗议的是《观察》的储安平先生。他以个人署名撰文说：“《大公报》的短评，乘人之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