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ㄈた缕妫辽僭敢庠诘唐跖蛋布摇４耸保荒昀纤埔荒甑暮谌部既险婵悸窃诘唐跖德蛳乱淮狈孔樱型瓯傅呐庋筒槐氐奖鸫θス恕Ｒ晃桓患遗笥芽犊饽遥钪沾俪闪苏饧隆�
新房子是黑塞自己设计的，山坡上有一千一百平方米的土地，可以让他翻土、种花，享受渴望了许久的“田园之乐”。
只是，挥别卡萨·卡穆奇，黑塞还是忍不住要难过。他特意赶画了几十幅水彩，似乎是想把这里的记忆一口吞了去。在散文里，他对卡萨·卡穆奇的追忆痛切而伤感：“……这十二年，改变的不只是我的生活，还有这房子，这花园。花园中那株我毕生所见的最大的南欧紫荆，在某个秋夜，成了狂风的祭品；有人趁我不在，砍去了小阳台上的那株白色的木兰；还有一次，我从苏黎世返回，有人竟然用砖墙将旧大门封了起来，我一下子失了神，如做梦般徘徊在门前，找不到进去的路……”
伍尔夫的美丽与哀愁（1）
“……种种感受如此逼仄地拥挤一起，我想，这样的五分钟我这一生一世都不会很多……”这是弗吉尼亚·伍尔夫1919年7月1日的日记，其时，她和丈夫伦纳德·伍尔夫刚用七百英镑买下了苏塞克斯郡罗德梅尔的“僧屋”，一时百感交集，连文字也有了呆气。
“僧屋”占地约四分之三英亩，据说十五六世纪曾是僧侣的避难所，式样简单到通透：两层砖石结构，立面长且矮，房间狭小——因为当初要应付“僧多房少”，所以多是些因陋就简的隔间，是彼此相通、须穿过前一间方能打开后一间的那种；厨房破落得不成样子，房里没有壁炉、澡盆、厕所，不供应热水；冬天屋里极冷，即便后来经过了装修，床头仍有老鼠爬来爬去。
却也因了这屋子的老旧与隔绝，空气里弥漫着常年禁欲后的洁净，分明有故事，却是孩子般的坦白痴纯，反让你不忍去探究了。弗吉尼亚喜欢那具式样古怪的烟囱，喜欢盛圣水的壁龛；花园是更不消说了：荒疏得久了，石楠与矢车菊全没心没肺地痴长，不讲和谐错落，只一味的热烈与颓唐。站在园子里往外看，视线里柔柔地框出远处山坡与树林的轮廓，不真切，倒像是滚了一道毛边。
伍尔夫说，“僧屋”是一条船，载起她浮在醉人而忧伤的写作的浪潮之上，任她漂流一世。
迷失于词藻
每天早晨八点半左右，伍尔夫照例要去依傍着花园围墙搭建的小木屋里写作。照她的话说，她是“径自去那浪漫的居室，一路上穿过乱蓬蓬的草，地上结着霜，硬得像砖”。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是铁定无人侵扰的。她喜欢用淡蓝色的纸，蘸绿墨水，字是极小极密的，笔划清晰有力，却铺排得紧张，像织得过于精细的蛛网。
自从有了小木屋，伍尔夫彻底改了写作习惯。过去，她一向是站在那种高高的、建筑师用的桌前奋笔疾书的，有点像海明威的风格。搬入新居以后，座椅有了用武之地，顶多在文字实在赶不上意识的流向时，伍尔夫才会站起身，把桌椅挪一个方向，换一个角度看看窗外。
又或者，彼时，三十七岁的伍尔夫真的已经到了站不动的年纪——看她的照片，少女时代脸颊还是盈润的，飞着淡粉色，一过中年，依然是那样精致的、有雕塑感的五官，却凹陷得厉害，一色的象牙白，眼睛里空洞洞的，连悲意也无。
随着年事渐长，伍尔夫已经越来越疏于着装打扮。才搬进“僧屋”不久，她就在日记里写道：“我现在不怎么关心头发、穿衣之类的‘大问题’；我已经甘于粗劣的衣着了。”不过，这样一来，当年伍尔夫父亲的好朋友、大文豪亨利·詹姆斯对她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倒是显得比原先跟贴切：“弗吉尼亚优雅而迷人，洋溢着素朴之美。”
一日日老去的伍尔夫，把自己的岁月如银屑般捣碎、榨尽，那银屑被“僧屋”的风景激活了，便熬出这样的文字：“米兰达躺在苹果树下的一把长椅上。她的书坠入草丛里，她的手指似乎仍指向那个法文句子‘这确乎是一个女孩子的笑容会比别处明媚的国度啊……’仿佛她就在那里跌入睡乡了。”（短篇小说《果园》，1923）。
伍尔夫的美丽与哀愁（2）
除了早期的《远航》、《夜与日》和《邱园记事》，伍尔夫的其他作品都是在她搬到“僧屋”以后问世的。“僧屋”对于她写作轨迹的影响力，不亚于当年圣伊弗斯康沃尔村的“塔兰德屋”——那是伍尔夫的父亲、《英国传记辞典》的首任主编莱斯利·斯蒂芬爵士在她出生前买下的消夏别墅，是弗吉尼亚儿时的伊甸园。在那里，她可以天天看着“海浪高高地涌起、迸碎，在海滩上撒开一层薄纱似的水花，发出叹息般的声响。”也奇怪，搬进“僧屋”以后，这里的静谧素谈倒作了绝佳的衬底，关于“塔兰德屋”的记忆在这样的背景上显得格外清晰，和着遥远的浪花的混响，重又鲜活起来——从《到灯塔去》（1927）和《海浪》（1931）里都找得到“塔兰德屋”的影子，而这些作品都是在“僧屋”里写成的。在一部晚年的回忆录中，伍尔夫多次提到在“僧屋”里写作的感受，这一次她把自己也比作一条“多孔、渗水的船，浮于情绪感受之上；又如一只敏感的盘子，沐在看不见的光束之下。”
这光束必是有魔力的：伍尔夫的笔就像是套上了红舞鞋，写累了小说，便用日记和书信来消遣。1919年之后直到1941年去世，伍尔夫一共写了约三十部小说、散文及文学评论，此外还有被后人编成十几卷本的日记和写给姐姐凡妮莎以及布卢姆斯伯里集团的旧友们的信。字字句句，都用尽了伍尔夫的心力。她决不会因为对象或者题材的变化，调整写作的姿态：意象纵如流萤般倏然闪过，她也一定要截住它的断面，从此便永驻在文字间了。每天，打开邮箱的一瞬间总是她情绪的最高点：如果那里面是空的，便会有什么东西在她心里碰碎了一样，一天一地的愁绪都要从那个豁口里逸出来。对于早年就有过两次神经分裂的伍尔夫来说，也许“僧屋”的环境真是太过纯粹了，由着她、助着她沉溺在自我与文字之间的游戏里，玩疯了，总有些迷失的样子。“对词藻的癫狂，是我与生俱来的”，在日记里，她这样表白，并没有自夸的意思，倒更像是无奈。
伍尔夫的美丽与哀愁（3）
自己的房间
刚搬进“僧屋”那会儿，伍尔夫夫妇并没有多在装修上下工夫——只是分几次把多余的隔间打通，添了那间伍尔夫写作用的小木屋而已，这一则是因为他们不愿破坏“僧屋”的本来面目，二则也因为手头拮据，匀不出闲钱。二十年代以后，伍尔夫的书越卖越好，虽然稿酬谈不上丰厚，到底也使“僧屋”里的陈设有了改善。1926年2月17日，伍尔夫在信中写道，“我们正在造两个小盥洗室，一个用的是《达洛威夫人》的稿酬，另一个则花去了《普通读者》挣来的钱。”这封信是写给她的毕生好友，诗人兼小说家维塔·克维尔·维斯特的。伍尔夫的小说《奥兰多》，其女主人公即以维斯特为原型，而这部作品的稿酬，换来了“僧屋”里一套复式的新厢房：楼下的写作间要比小木屋宽敞舒适得多，楼上还另有一个卧室，都是女主人专用的。至于《海浪》出版后支付给弗吉尼亚的稿费，则被用来让整个“僧屋”都通上了电。
新厢房楼上的那间卧室，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伍尔夫曾在那篇著名的《一个自己的房间》里，对所有的女人们写过这样的话：“你必须每年有五百英镑的收入，还要有一个门上装了锁的房间，如果你打算写小说或诗歌的话。”比起写作室来，这间卧室的景象似乎更契合伍尔夫一再强调的私密性。屋里的陈设仍旧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床边几是竹制的，若是随手搁上的书压得太多，会有些摇晃。窗畔摆着一张单人床，除了伍尔夫本人，大约再没有人能靠近——据称她同伦纳德柏拉图式的婚姻缘起于她受创的童年，而我宁愿相信，这是伍尔夫追逐纯粹到了某种极致的结果。墙边壁炉的上方镶着画家姐姐凡妮莎的磁砖画，一涂一抹间便是蓝、褐、白的交响，流水般地奏出《到灯塔去》的主题与华采。卧室的另一角，墙上也挂了凡妮莎的作品，椅子上闲闲地搭着奥托林·莫雷尔女士送的印花大披肩。
花园是伦纳德的天地，他经常在雕塑与小池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