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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在同一副绳索上的登山者——你读懂了一个，也就参透了另一个。站在读者的立场上，这或许可以算是一种幸运。然而这幸运似乎直到十八世纪晚期以后才渐成气候。在此之前的游戏规则是，作家习惯于戴上神圣的面具，若不惮犯忌把墨水泼到圈中同仁身上——无论下笔是赞是弹都是不合时宜的。比如卢梭，在圈里是出了名的孤僻，几乎谢绝一切文人的造访，据说原因之一便是他不愿意轻易被人写了去——肥水不流外人田，好材料自然是宁可留着给自己写《忏悔录》的。多年以后继承他衣钵的有塞林格，他在《麦田里的守望者》里入木三分地描摹出霍尔顿读完一本书以后便渴望亲近作者的念头，但在现实生活中，塞林格隐居得比谁彻底，终于把自己变成了20世纪最亲近不得的作家。
约翰·奥布里（JohnAubrey；1626—1697）对这套规矩不以为然，他对研究其他名人的兴趣甚至比对自己擅长的文物收藏还要高。在他笔下，哲人托马斯·霍布斯最苦恼的一件事，是不知道该怎么把苍蝇从光头上赶开。这种执著于鸡毛蒜皮的行文方式自然为正人君子所不齿，以至于直到奥布里死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仍然是文坛的笑柄。
突破这个准禁区的里程碑无疑是1763年博斯威尔发表的《约翰逊之生涯》（LifeofJohnson）——甚至，英语里从此就多了一个叫“Boswell”的词条，专指那些为密友写传记的人。然而，博斯威尔在当时并不得意，不夸张地说，这本书几乎让他身败名裂：不但与约翰逊（SamuelJohnson）结下了梁子，评论家也一致苛责，说他在轻慢约翰逊的同时，也贬低了自己。公允地说，所谓的“轻慢”，现在看来，只是敢于把前人所不屑提的小节充塞于字里行间，使得约翰逊的形象在他同时代的作家群落里显得格外可亲罢了。由此，读者了解到这位大文豪爱眨眼睛的习惯，摇摇摆摆的蹒跚步态，用餐后夸张的、心满意足的表情，对鱼汤、小牛肉馅饼配李子近乎贪得无厌的偏好以及把橘皮当宝贝一样珍藏起来的怪癖，就像熟知一位远远地见到便会微笑的友人。
即便是一百年之后，活跃在十九世纪末的亨利·詹姆斯也还是不赞成把作家神圣的面具卸下来的。在他看来，诸如出版作家的私人信件、披露他们的生活琐事，都是“以沾满血污的仪式，把他作为牺牲摆到我们好奇心的祭坛上。”——如果刽子手竟是另一位作家，则更是罪不可恕了。
然而作家与作家之间的故事终于还是越来越多地见诸于文字：他们相互窥视，合作，扶助，拒绝扶助，仰慕，厌弃，借债，资助，争吵，倾轧，作朋友，作敌人，作异性/同性恋人，私奔，结婚，离婚，风生水起，枝蔓丛生，精彩不输于他们笔下的小说。
《欲望号街车》的作者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Williams）与写《蒂芬妮的早餐》的特鲁曼·卡波蒂（TrumanCapote）一度过从甚密，据卡波蒂回忆，那段日子是他一生中“最有趣的时光”。有一次他们一块去泡吧，那里人声鼎沸，同性恋异性恋混杂。角落里坐了一对夫妻，显然是喝醉了的样子。那个女的上身穿颈部系带的三角背心，搭配一条宽松裤。她一眼认出了卡波蒂，于是摇晃着凑拢来，掏出一支眉笔，要大作家在她的肚脐上签名。
当作家遇上作家（3）
说起来卡波蒂也算是少年得志的风流才子，见了这等阵势却只有丢盔卸甲的份，讪笑着说，“哦，不行。离我远点。”
“你怎么可以如此残忍？”一旁的田纳西冷不防杀出来，睽睽众目之下，接过眉笔，在女郎的娇脐上写了卡波蒂的名字。女郎心满意足而去，而她的丈夫却按捺不住，腾地站起来。他一把夺过眉笔，大踏步走到两位作家跟前，拉开裤链，亮出内里乾坤，扬言道，“既然你今天在什么物件上都敢签名，何妨在此处也如法炮制？”刹时间，酒吧里三百来号人鸦雀无声。卡波蒂已慌作一团，只楞楞地盯着那人看。
好个田纳西，欠身，接笔，发话，“我可看不出您有足够的空间让特鲁曼把名字全签上去，”他朝卡波蒂挤挤眼，“也罢，只好来个缩写了。”
不紧不慢地，话音若银珠落地，再弹上来，已笑瘫了一屋子。
海明威与菲茨杰拉德的缘份，始于二○年代的巴黎。当时《了不起的盖茨比》刚刚问世，两人初次相见，菲茨杰拉德就“害羞而高兴”地提到了这本书——在海明威看来，这是“所有谦虚的作家写出了非常优秀的作品时都会流露出的表情”。
两人晤谈甚欢，不久又结伴去里昂。一路上，海明威渐渐发现，身边这位“年长而有成就”的作家身上有太多太多匪夷所思的东西：他会莫名其妙地错过一趟火车，会为莫须有的“肺部充血”或者找不到一支体温表而惶惶不可终日，会为结婚以来第一次分居两处而彻夜难眠，甚至，会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小男孩那样向海明威讨教生理问题。对于他那位长着一双“鹰一般眼睛”的妻子姗尔达，海明威始终没有好感——他本能地感到，姗尔达以及她所代表的财富与傲慢，正在毫不怜惜地吞噬着菲茨杰拉德的才能。
后来在《乞力马扎罗的雪》初次发表在Esquire杂志上的版本里，菲茨杰拉德惊讶地发现，海明威借男主人公之口，指明道姓地揶揄了他一把：“司各特认为他们（指豪门巨富）是特殊的富有魅力的族类，等到他发现他们并非如此，他就毁了，正好象任何其他事物把他毁了一样。”此时在文坛上已江河日下的菲茨杰拉德当即致信海明威，恳求他“请在以后的小说里谨慎措辞，不要再用我的名字了！”虽然海明威后来把这部小说归入单行本时将“司各特”改成了“朱利安”，但他同时也回了一封措辞很不谨慎的信。信上他大谈特谈自己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作家，进而怀疑菲茨杰拉德是否能比他活得更长久——想来应该不仅指寿命，也有创作后劲的意思在里面。接到这样的信，菲茨杰拉德的愤怒和伤感是可以想象的，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就像跟一只点燃了的爆竹一块儿犯傻……然而我还是喜欢那个人的，不管他说什么做什么，不过，但凡这只爆竹再响一次我就只能拼上我这百八十斤把他放倒了……对话的时候，我倚赖的惟有失败，而他凭借的是成功。我们再也无法坐在同一张桌上了……”
很难弄懂海明威对菲茨杰拉德的哀其不幸究竟是怎么变成落井下石的，不过，海氏性情暴戾乖张，与菲茨杰拉德放在一起，正是阳刚与阴柔的两极，两下里犯拧也是早晚的事。福克纳便不吃海明威那一套——你只管嚣张，我这厢冷眼旁观，自有让你下不来台的时候。海明威结婚四次，每一次都元气大伤，在福克纳看来，这绝对是个笑柄。有一回他在给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的信里说，“这可怜的家伙，非得结三次婚（当时还只有三次）才能发现婚姻是一场败局。其实，唯一能息事宁人的办法就是跟第一个厮守下去，尽量离她远远的，指望能比她活得更长。这样一来，至少你就可以避免跟另外一个人结婚的危险了。显然，男人能治好吸毒、酗酒、豪赌、咬指甲、抠鼻孔，但治不好婚姻带来的创伤。”
当作家遇上作家（4）
关于海明威，一度与他十分亲近的约翰·多斯·帕索斯也有不怎么愉快的回忆。说起来不过是一桩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某个晴朗的日子里，帕索斯夫妇到基韦斯特岛上探望海明威和宝琳，冷不丁在前厅发现了一尊新雕的海明威半身石膏像。照帕索斯的说法，那玩意着实可怕，活像是用肥皂刻出来的。夫妇俩免不了抚掌大笑，笑声免不了有些夸张，居然让一旁的海明威当了真。偏偏帕索斯毫无察觉，他兴头上来了便在基韦斯特岛住了好一阵子，每一次来找海明威都随手把自己的帽子戴在那尊半身像头上。终于有一次，海明威酸溜溜地扫了他一眼，猛地把那顶帽子摘下来。那一天大家都过得闷闷的。
“我们再也没说什么，然而，”帕索斯无奈地说，“事情从此以后便不妙了。”
比起海明威来，诺曼·梅勒（NormanMailer）的傲慢与偏见有过之无不及，与他有过节的作家范围甚广，阿瑟·米勒（ArthurMiller）和詹姆斯·鲍德温（JamesBaldwin）都是典型的例子。米勒与梅勒结怨，问题主要出在梅勒自说自话地为米勒那位著名的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