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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奔丧者们看到的，却是对死者的大不敬。
山东各方人士赶赴洛阳，原本只是为奔丧而来。也就是说，只是要参加由秦国操持的葬礼，对吕不韦做最后的送行。奔丧者们一腔伤痛一路唏嘘地赶到洛阳，非但没有大型丧事对于宾客下榻、服丧、祭奠、守灵等诸般事宜的有序安置，且连预设的灵室也没有一个，淤积压抑的哀伤竟没了喷涌的去处。络绎纷纭聚来的奔丧者们，在文信侯府邸内外相互探听，方知吕不韦死在了书房，夫人陈渲与老总事西门也绝望饮鸩，先后死在了吕不韦尸身之旁，此时连尸身还冷冰冰原样搁置原地，预礼四事竟一事未行！对此，秦国郡守的文告宣示的理由只有一个：护持尸身，依法勘验，一应葬礼事宜报王待决。
“如此秦法，禽兽行也！”奔丧者们愤怒了。
自远古以来，葬礼从来都是礼仪之首，最忌擅改程式，最忌省俭节丧。古谚云，死者为尊。又云，俭婚不俭葬。说的便是这种已经化为久远习俗的葬礼之道。到了战国，丧葬程式虽已大为简化，然其基本环节并没有触动，人们对葬礼的尊崇也几乎没有丝毫改变。时当战国中晚期的大师荀子有言：“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事生不忠厚，不敬文（程式礼仪），谓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谓之瘠（刻薄）。送葬者不哀不敬，近于禽兽矣！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终始一也！见《荀子·礼论》。”荀子亦法亦儒，理论之正为当世主流所公认，其葬礼之说无疑是一种基于习俗礼仪的公论——葬礼的基本程式是必须虔诚遵守的，是不能轻慢亵渎的。
却说奔丧者们愤慨哀痛之心大起，一时群情汹汹，全然不顾三川郡守的禁令，径自在文信侯府邸外的长街搭起了一座座芦席大棚，聚相哭祭，愤愤声讨，号啕哭骂之声几乎淹没了整个洛阳。六国各色密使推波助澜，卫国迎葬使团奔走呼号，大洛阳顿时一片乱象。纷乱之际，与吕不韦渊源甚深的齐国田氏商社挺身而出，秘密聚集奔丧者们商议对策。奔丧各方众口一词：秦王嬴政诛杀假父、扑杀两弟、囚居生母、逼杀仲父，其薄情残苛亘古罕见，若得候书处置，文信侯必是死而受辱不得善终。一夜聚议，多方折冲，卫国使团放弃了迎葬主张，赞同了奔丧者们的义愤决断：同心合力，窃葬文信侯！
窃葬者，不经国府发丧而对官身死者径自下葬也。一旦窃葬，意味着死者及其家族从此将永远失去国家认可的尊荣。寻常时日，寻常人等，但有三分奈何，也不愿出此下策。然则，吕不韦终生无子，夫人陈渲与西门老总事又先后在吕不韦尸身旁饮鸩同去。吕府一片萧瑟悲凉，只留下一个女总管莫胡与一班仆役执事痛不欲生地勉力支撑，对秦王恨得无以复加，谁信得秦王嬴政能厚葬吕不韦？自然对众客密议一拍即和。于是，阖府上下与奔丧各方通力同心，竟在尸身停留到第六日的子夜之时，用迷药迷醉了郡都尉、郡御史及两百甲士，连夜将吕不韦尸身运出了洛阳。及至三川郡守觉察追来，吕不韦已经被下葬了。虑及掘墓必将引起众怒公愤而招致事端，郡守只得快马飞书禀报咸阳。
吕不韦的墓地，是奔丧者们一致赞同的大吉之地。
仓促窃葬，奔丧者们无法依据公侯葬礼所要求的程式选择墓地，而吕不韦这样的人物，又绝不能埋葬在被阴阳家堪舆家有所挑剔的地方。就在一切议定、唯独在墓地这个最实在的事项上众口纷纭莫衷一是的时候，鲁国名士淳于越高喊了一声：“北邙！”众人闻声恍然，顿时一口声赞同，立即通过了公议：在洛阳北邙山立即开掘建造墓地。
北邙者，北邙山也。之所以人人赞同，根由在这北邙大大的有讲究。
洛阳，是西周灭商后由周公主持营建起来的东部重镇，西周时叫做洛邑。洛邑在当时的使命，主要是统御镇抚东部由殷商旧部族演变成的新诸侯。正是基于如此重大的使命，洛邑修建得器局很大，城方七百二十丈，几乎与西周在关中的都城镐京不相上下。论地利，洛邑南依洛水，北靠巍巍青山，是天下公认的祥瑞大吉之地。这道巍巍青山，当时叫做郏山，东周时随着洛邑更名为洛阳洛阳更名，几经反复，从头为：西周“洛邑”，东周至战国、秦为“洛阳”，西汉改名“雒阳”（东汉同），曹魏再改回“洛阳”。据《水经注》引《魏略》，更名原因在五行国运之说，其云：“汉火行忌水，故去其‘氵’而加‘佳’；魏为土德，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除‘佳’加‘氵’。”，郏山也更名，叫做了邙山。这道邙山，东西走向，西起大河三门（峡），东至洛阳之北，莽莽数百里一道绿色屏障。邙山虽长，其文华风采却集中在东部洛阳一段。洛阳这段邙山，时人呼为“北邙”。从东周都城迁入洛阳开始，历代周王及公侯大臣以及外封的王族诸侯，死后几乎都葬在了北邙。周人最重葬礼，选定的安葬地肯定是天下堪舆家尊奉的上吉之地了。于是，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匆忙死去而来不及仔细堪舆墓地的中原诸侯，便纷纷葬在了北邙山。风习浸染，流传后世，“北邙”已经成了墓葬之地的代称。
唯其如此，北邙山得享赫赫大名，安葬吕不韦自然是毫无争议。
一番秘密操持，数千宾客在洛阳北邙山隆重安葬了吕不韦夫妇主仆，一座大冢起得巍巍然山陵一般。为迷惑秦国，主葬的田氏商社与卫国使团宣称：大墓只葬了吕不韦夫人陈渲一人，文信侯已经被迎回卫国安葬了。消息传开，洛阳民众便将这座大墓呼为“吕母冢”，以致传之后世，吕不韦陵墓仍然被叫做吕母冢。
“山东士商可恨！六国诸侯可恶！”
嬴政接报震怒不已。以法度论，纵然自裁，吕不韦也还是秦国有封地的侯爵重臣。山东士子商贾竟与列国合谋，公然在秦国郡县以非法伎俩窃葬秦国大臣，岂非公然给秦国抹黑，置他这个秦王于耻辱境地？盛怒之下，嬴政飞车东来，路过蓝田大营，亲点了六千铁骑连夜赶赴洛阳，决意依法查究窃葬事件，洗刷秦国耻辱，以正天下视听。
“我王留步——”
将出函谷关之时，蒙武、王绾飞马赶来了。
身为特使，亲见吕不韦惨烈死去的蒙武说得很是痛心：“君上初政，此举有失鲁莽。文信侯人望甚重，不期而死，老臣亦戚戚不胜悲切，况乎吕氏旧人？门客故人愤激生疑，以致窃葬，情可鉴也。人去则了矣！我王亲政已无障碍，若执意查究违法窃葬之罪，诚愈抹愈黑，王当三思也。”
年青的王绾更是坦然相向：“臣原为文信侯属吏，本不当就此事建言，然谋国为大，臣又不得不言：目下秦国朝局半瘫，吏治未整，百事待举，徒然纠缠文信侯丧葬之事，分明因小失大，臣以为不妥。”说罢垂手而立，一副听候处置的模样。
嬴政脸色铁青，却终于一挥手回车了。
毕竟，就本心而论，嬴政没有赐死吕不韦之意，更无威逼吕不韦自裁之心。只是在得到山东名士贵胄流水般赶赴洛阳，策动吕不韦移国就相的密报时，嬴政有了一种直觉，必须对这个曾经的仲父有所警示，也必须使吕不韦离开中原是非之地；否则，他仍然可能对秦国新政生出无端骚扰，甚至酿出后患亦未可知。基于此等思虑，嬴政才派出了与吕不韦世交笃厚的蒙武，下了那道有失厚道的王书。有意刻薄，也是嬴政从少年时便认定这个仲父阔达厚实，很少能被人刺痛说动，不重重刺上几句，只怕他听罢也是淡淡一笑浑不上心。及至蒙武星夜赶回禀报，业已悔之晚矣！嬴政这才觉得，自己显然低估了吕不韦在嫪毐事变中遭受的深深顿挫，更没有想到，这个曾经的仲父会将自己的几句刻薄言辞看得如此之重。
就实而论，以吕不韦的巨大声望，纵然迁徙到巴蜀之地，完全可能依旧是宾客盈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