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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通知了行期，没想到一下火车竟有三位地方长官来迎接：党史办的郑副主任，侨办的林副主任，地方志编写委员会的刘副主任。李京生下了火车就被接到饭桌上。郑副主任说，李京生同志是银城地下党市委书记的儿子，希望能为‘‘银城党史汇编”写一份李乃之同志的小传。郑副主任说，特来欢迎侨属回乡，并告诉李京生，令外公白瑞德先生当年是银城财力第一雄厚的实业家，还是把机械开采井盐和盐业化工带到银城的第一人，市委领导希望京生同志能与海外亲人早日团聚，并希望京生同志能为银城人民做点好事，鼓励海外亲人回到家乡来投资兴办实业，当然也欢迎他们回家乡观光旅游。刘副主任说，曾在一些学术刊物上见过李京生所写的《中国盐业发展史》的某些章节，其中有关于银城盐业的论述，希望今后多多联系，为家乡地方志编写出些力气。然后三位副主任又告诉李京生，今天特意要他住在白园宾馆，这宾馆的前身，就是令外公白瑞德先生的宅邸。酒过三巡之后，刘副主任趁着酒兴告诉李京生，说起辈分来，我刘光弟还应当喊你堂舅，你的伯父李乃敬是我的舅公。刘副主任做完了自我介绍，当下就为舅舅第一次回家乡敬酒助兴。听这么一个五十多岁的人一口一个舅舅的叫着，李京生觉得浑身上下的不自在。那点先是在北京，后来又在火车上酝酿起来的回乡寻根的诗情，顿时荡然无存。只想快点办完事情快点走。
临来之前妻子就嘱咐：“你快去快回。大使馆不是让你再去看结果吗？别人去美国都急得像猴似的，你别在这磨磨蹭蹭的充大爷。”李京生不是“充大爷”，李京生是不愿意给妻子泼凉水。上次在领事处见了那张比冰棍还凉的脸之后，他就料想是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吹了。现在人人都想出国，出国定居，出国留学，出国考察，最起码也要出国看看。研究所的同事朋友中间，像他这样一次洋荤也没开过的土包子，已经算是“稀有动物”了。于是，李京生也找来一本大学名册，挑了十几个学校分别写到纸条上，在桌子上摆成一个圆圈，然后把那支英雄牌圆珠笔横放在圆心上一拧，等到旋转停下来时，笔尖正指着赛姆·休斯敦大学。李京生就笑起来，好吧，就是它。在昏天黑地地弄了一年英语之后，“托福”居然考了五百九十分。几次联系之后，赛姆．休斯敦大学人文学院答应给百分之五十的奖学金。去大使馆领签证表格的那天，朋友们嘱咐他：千万别提你姑姑的事，咱们就是干干净净读硕士学位去了，只要那件事一露底你小子就算吹了——百分之百的移民倾向。记住朋友们的指点，李京生滴水不露的领了表，又填了表。可他只要一想起秀水东街美国领事处门前每天都有的那条长龙，就觉得灰心丧气。站在那条长龙里你才一清二楚地知道自己是个中国人。看着一位位男士们衣冠楚楚地走进去，一脸尴尬地走出来；看着一位位女士小心翼翼地走进去，垂头丧气地走出来，李京生心里就涌起挡不住的难堪和羞愧。站在这条长龙里的人，每个人脸上都写了三个字：去美国！现在自己脸上也是这三个字。领事处铁栅栏门里边总站着几个全副武装的美国小伙子，海蓝的衬衣扎在裤子里，宽大的皮腰带上一副手铐，一支电警棍，还有一把大号的左轮手枪，和在录像片里看见的那些警探形象一模一样。看见这几个粗壮的小伙子，李京生就想：这就是美国，年轻，足实，没多少历史，谁都不怕，什么都想管管。在纽约港外面那尊举世闻名的自由女神像上刻着一首诗：
你们这些疲乏穷困的人，
你们这些蜂拥而来渴望自由空气的人，
你们这些被家园排挤出来的可怜人，
你们这些被暴风雨颠簸的人，
到我的怀里来吧：
我举起我的灯，在这金门之侧。
第一次读到这首诗的时候，李京生曾被它的博大和仁慈深深地打动过。但这都是老皇历了，现在美国人对移民浪潮谈虎色变，这个大铁栅栏的作用，就是挡住外面这条长龙。李京生排了两个多小时的队终于被门卫叫进去。把表格递进去之后，他听见冷若冰霜的小姐用标准的台北国语说：“请过三个月再来。”李京生记不清自己好像是问了一句什么，那小姐沉下脸来：“我已经说过了。”说完立刻就转过脸去叫下一位，李京生只好闷着头走出来。走出来的时候就又看见了那条长龙，又想起自由女神的那些话，不由得一阵苦笑。笑完了又觉得自己太天真，就又想：这年头连美国人也不想学雷锋啦。可是李京生不知道如果人家不给签证，自己怎么向姑姑说。在越洋电话里每当老太太哭起来，李京生就说：姑姑你别哭，我正准备去美国，我们肯定会见面的。老太太就又哭：娃儿呀，姑姑怕是等不到那一天了……其实李京生明知道自己是在说谎，而且这谎话．已经说了三年了，可这个谎他不能不说，他宁愿住在老人公寓里的那个孤独的老太太死在对一线希望的等待之中。
满满的一瓶老窖大曲终于喝完了，李京生终于送走了三位喷云吐雾、格外热心的副主任，送走了客人的李京生终于可以一个人站在满院的浓绿之中。在北京早已是寒意逼人的深秋了，可这里还是一派夏日的葱茏。浓绿的林木之间露出一座洁白的哥特式楼房，李京生从衣兜里取出一张旧照片来，尽管照片是黑白的，而且已经旧得发黄了，但仍然可以分明地看出背景之中那一派茂盛的绿意，一个身穿白纱裙的少女坐在一架荡椅上，从那一片幽深的绿意中无邪地打量着照片外面的世界，打量着一九八七年秋天的风景。李京生希望能在这个庭院里找出挂荡椅的确切地点，可环视一周之后，他还是放弃了这种徒劳的努力。李京生想起十几年前的那个夏天，自己恍恍惚惚地扛着父亲的行李，随着抄家的人群走到汽车跟前。开车的那个司机姓黄，几乎每个周末都是他开着那辆“伏尔加”从城里送父亲回家，父亲经常留他在家里吃饭，要孩子们叫他黄叔叔。把行李放到汽车上自己站到一边去，看着父亲被人推到汽车里，接着汽车发动了。李京生无意中看见司机转过脸来，两个人的目光无可回避地碰到一起，不知为什么，那一刻自己竟鬼使神差的朝着他举起手来再见，司机尴尬地转过脸去的时候，车厢里爆发出一个女人无比快意无比尖刻的大笑。李京生顿时涨红了脸，像蜂蜇了似的放下手，然后死死盯着那只汗浸浸的手掌，恨不得一刀把它剁下来。当自己顶着烤人的太阳走回家的时候，看见母亲正坐在遍地的狼藉当中，手里握着这张照片痛哭不止……一九八七年秋天的风景在照片外面变成一片模糊的绿雾，绿雾退下去的时候，李京生再一次看见了绿树和芭蕉背后那座高雅洁白的楼房，不由就想，自己也许就不该回来，不该回到这么多永远无法追回的往事当中来。这一切对别人早就无关痛痒，这一切对自己也早就无比陌生。不惟自己那本《中国盐业发展史》中不会记载这一切，其实任何一本历史书也都不会记载这无法记载的一切。他甚至不能想象自己那个每天吵着要吃巧克力的女儿，有一天能理解，并能记住这曾经刻骨铭心化为自己生命的那许多纷繁的往事。有一次女儿举着一只红苹果问自己，“爸爸，我为什么没有爷爷奶奶？”“爷爷奶奶死了。…“怎么死的？”“都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死的。”“什么叫‘文化大革命’？”李京生突然停止了回答，当一件事情需要反复的解释和说明，当一件事情需要变成文字被写在纸上，才能记下来的时候，就像是把一个活人变成一张旧照片。
三
有汽车代步一转眼便来到白云山，转过山底的弯道，刘副主任说，就在这里。迈出车门，李京生第一眼就看见了浓绿之中矗立着的那座洁白的石坊，接着又在山腰间看见一派巍峨的庙宇。刘副主任指着路边一片浓密的竹林说：
“舅舅，你看，六姑婆就埋在竹林边边上。六姑婆死了就叫人连床一起在天井里烧了，那时候我还在公安局工作，烧的时候我在场。邻居们说冬哥和之生死了是六姑婆埋在这里的，就把六姑婆的骨灰也送来埋了，埋的时候我也在场。你看，最右边就是六姑婆，中间是冬哥，左边小些的坟是之生。那时候‘文化大革命’搞得正凶，没敢给六姑婆留下坟包包，只在地上埋了这块石板，那时候竹林还没得这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