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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啊，我多么爱你这绿色，
绿的风，绿的树枝。
两个伙伴一起上去。
长风在品尝
苦胆薄荷和玉香草的
奇特味道。
朋友，告诉我，她在哪儿？
你那苦涩姑娘在哪儿？
她多少次等候你！
她多少次等候你，
冰冷的脸，黑色的头发，
在这绿色阳台上！
那吉普赛姑娘
在水池上摇曳。
绿的肌肤，绿的头发，
还有银子般清凉的眼睛。
月光的冰柱
在水上扶住她。
夜亲密得
象一个小广场。
醉熏熏的宪警，
正在敲门。
绿啊，我多么爱你这绿色。
绿的风，绿的树枝。
船在海上，
马在山中。
在戴译稿上我做了某些改动。除了个别错误外，主要是替换生僻的词，调整带有翻译体痕迹的语序与句式。总的来说，戴的译文非常好。想想这是大半个世纪前的翻译，至今仍新鲜生动。特别是某些诗句，如“船在海上，马在山中”，真是神来之笔：忠实原文，自然顺畅，又带盈盈古意。
全诗共五段。首尾呼应，环环相扣，关于绿的主旋不断出现，贯穿始终，成为推进整首诗的动力。一首好诗就象行驶的船，是需要动力来源的，要么是靠风力，要么是靠马达。而推动一首诗的动力来源是不同的，有时是一组意象，有时是音调或节奏。
开篇的名句绿啊，我多么爱你这绿色，是从吉普赛人的歌谣转换而来的，令人警醒。绿的风，绿的树枝。/船在海上，/马在山中。如同切换中的电影镜头，把读者带入梦幻的境地。对吉普赛姑娘的勾勒中注重的是颜色：绿的肌肤，绿的头发，/还有银子般清凉的眼睛。第二段再次以绿啊，我多么爱你这绿色引路，紧接着是一组奇特的意象：霜花的繁星/和那打开黎明之路的/黑暗的鱼一起到来。/无花果用砂纸似的树枝/磨擦着风，/山，未驯服的猫/耸起激怒的龙舌兰。这些意象把梦幻效果推到极致，与本诗的题目《梦游人谣》紧扣。
第三段是个转折。与其他四段的抒情风格不同，这是两个吉普赛男人的对话，带有明显的叙事性，在吉普赛人的传奇故事中插入戏剧式对白。这段远离整体上抒情风格，造成某种间离效果。
第四段达到全诗的高潮。两个吉普赛男人爬向想象的阳台时，先是视觉上：许多铁皮小灯笼/在屋顶上闪烁。/千百个水晶的手鼓，/在伤害黎明，在主旋律/绿啊，我多么爱你这绿色，/绿的风，绿的树枝重现后，又转向嗅觉：长风在品尝/苦胆薄荷和玉香草的/奇特味道。这一句有如叹息，但又是多么奇妙的叹息！
在一次演讲中，洛尔加认为，隐喻必须让位给“诗歌事件”（poetic event），即不可理解的非逻辑现象。接着他引用了《梦游人谣》的诗句为例。他说：“如果你问我为什么我写‘千百个水晶的手鼓，/在伤害黎明’我会告诉你我看见它们，在天使的手中和树上，但我不会说得更多，用不着解释其含义。它就是那样。”
最后一段采用的是虚实对比的手法：那吉普赛姑娘/在水池上摇曳。/绿的肌肤，绿的头发，/还有银子般清凉的眼睛。/月光的冰柱/在水上扶住她。接着，梦幻被突然打碎：夜亲密得/象一个小广场。/醉熏熏的宪警，/正在敲门。宪警在西班牙，特别在安德露西亚是腐败政治势力的代表。洛尔加专门写过一首诗《西班牙宪警谣》：“他们随心所欲地走过，/头脑里藏着/一管无形手枪的/不测风云。”这两句有“僧敲夜下门”的效果，但更触目惊心，把冷酷现实带入梦中。最后，一切又归于宁静，与全诗的开端呼应：绿啊，我多么爱你这绿色。/绿的风，绿的树枝。/船在海上，/马在山中。
《梦游人谣》如醉如痴，扑朔迷离，复杂多变又完整统一，意象奇特，音调转换自如，抒情与叙事兼容，传统要素与现代风格并存。值得一提的还是音乐性。现代抒情诗与音乐结合得如此完美，特别是叠句的使用出神入化，洛尔加堪称一绝。
五
1928年春，洛尔加有了新的男朋友，叫阿拉俊（Emilio Aladren），是马德里美术学校雕塑专业的学生。洛尔加带他出入公开场合，下饭馆泡酒吧，为他付帐。阿拉俊口无遮拦，把他和洛尔加的隐私泄露出去，闹得满城风言风语。
达里显然听说了传闻，和洛尔加的关系明显疏远了。1928年9月初，他写了一封七页长的信给洛尔加，严厉批评他刚出版的《吉普赛谣曲集》：“你自以为某些意象挺诱人，或者觉得其中非理性的剂量增多了，但我可以告诉你，你比那类安分守法者的图解式陈词滥调强不了多少。”达里认为洛尔加应该从现实中逃跑。信中的主要观点，出现在不久发表的文章《现实与超现实》中。在这篇文章中，他进一步强调：“超现实主义是逃避的另一层意思。”
当年的伙伴伯奈尔这时和达里结成新同盟。他专程去看望达里，他们开始合作一部超现实主义电影。在达里面前，伯奈尔大骂洛尔加。他们用一周的时间完成电影脚本初稿。他们创作的一条原则是，任何意象都不应得到理性的解释。伯奈尔给朋友写信说：“达里和我从来没这么近过。”
阿拉俊原来是个双性恋，他突然有了女朋友，和洛尔加分道扬镳。在寂寞中，洛尔加开始寻找新朋友。他结识了智利外交官林奇（Carlos Morla Lynch）夫妇，很快成了他们家座上客。“他常来常往，留下吃午饭晚饭？或都在内？打盹，坐在钢琴前，打开琴盖，唱歌，合上，为我们读诗，去了又来，”自幼写日记的林奇写道。
洛尔加精神濒临崩溃，几乎到了自杀的地步。他需要生活上的改变。那年年初，有人为他安排去美国和古巴做演讲，这计划到4月初终于订下来。他将和他的老师雷沃斯同行。31岁生日那天，他收到护照。他们乘火车到巴黎，转道英国，再从那儿乘船去美国。“向前进！”他写道。“我也许微不足道，我相信我注定为人所爱。”
1929年6月26日，风和日丽。“S。S。奥林匹克”客轮绕过曼哈顿顶端，逆流而上，穿过华尔街灰色楼群，停泊在码头上。洛尔加吃惊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他写信告诉父母，巴黎和伦敦给人印象深刻，而纽约“一下把我打倒了”。他还写道：“整个格林那达，也就能塞满这里两三座高楼。”抵达两天后，他半夜来到时代广场，为灯火辉煌的奇景而惊叹：纽约的一切是人造的，达里的机械时代的美学成为现实。
他对美国人的总体印象是：友好开放，象孩子。“他们难以置信的幼稚，非常乐于助人。”而美国政治系统让他失望。他告诉父母说：民主意味着“只有非常富的人才能雇女佣。”他生来头一回自己缝扣子。
在雷沃斯催促下，他很快就在哥伦比亚大学注册，并在学生宿舍住下来。他给父母的信中假装喜欢上学，实际上他在美国几乎一点儿英文都没学会，除了能怪声怪调地说“冰激凌”和“时代广场”，再就是去饭馆点火腿鸡蛋。他后来告诉别人，在纽约期间他吃的几乎全都是火腿鸡蛋。他在英语课上瞎混，模仿老师的手势和口音。他最喜欢说的英文是“我什么都不懂”。他担心，英文作为新的语言，会抢占自己母语的地盘。某些西班牙名流的来访给他当家作主的自信。他接待了梅亚斯，那个在西维亚认识的斗牛士。他把梅亚斯介绍给他在纽约的听众。
二十年代的哈莱姆是美国黑人的巴黎。洛尔加迷上了哈莱姆与爵士乐，经常泡在那儿的爵士酒吧里。他时不时抬起头嘟囔：“这节奏！这节奏！真棒！”他认为，爵士乐和深歌十分相近，都植根于非洲。只有通过音乐才能真正了解黑人文化；象吉普赛人一样，黑人用音乐舞蹈来承受苦难，“美国除黑人艺术外一无所有，只有机械化和自动化，”他说。
到美国六周后，他开始写头一首诗《哈莱姆之王》。他后来写道：纽约之行“丰富并改变了诗人的作品，自从他独自面对一个新世界。”夜深人静，他常常漫步到布鲁克林大桥上，眺望曼哈顿夜景，然后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返回哥伦比亚的住所，记下自己的印象。
他跟同宿舍的美国邻居格格不入。他告诉父母说：“这是地道的野蛮人，也许因为没有阶级的缘故。”他把自己关起来，要么写作，要么无所事事，整天躺在床上，拒绝访客，也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