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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醒后，我发现我在盯着一个俯下身来的人。一个拖长的哀怨而歌唱般的声音绝望地重复：〃怎么了？怎么了？〃我看见一张粉脸和修剪利索的粉白胡子。脸上表情充满担忧。
那声貌属于拉丁文和希腊文的老师，外号布克恩。幸好他没有盘问我为什么会横在地上，为我不用搀扶自己走开而似乎感到满意。他的担忧和助人为乐，给我留下了好心人的印象。这一基本印象维持不变，即便在我们发生冲突的时候。
布克恩外表时髦，甚至有点戏剧化。通常是深色宽边帽和短斗篷陪伴他的白胡子。冬天在户外衣着极少。远观他仪表堂堂，近看却总是一脸茫然。
布克恩被慢性关节炎所折磨，明显跛足，而他尽量行动敏捷。他进入教室总是挺戏剧化的，把公文包扔到他的书桌上；紧接着，几秒钟后我们就确切知道其情绪好坏。天气明显地在影响他的情绪。在凉爽的日子，他的课令人愉悦。当低气压盘旋在我们头上而乌云密布，他的课在枯燥焦虑的气氛中爬行，时不时被不可避免的暴怒打断。
在人的分类中，很难想象除了当老师他还适合干别的。甚至可以说，很难想象拉丁文老师以外的行当。
在学校的倒数第二年，我自己用心写起现代诗来。同时，我迷上了古老的诗歌。拉丁课从关于战争、元老院和执政官的历史课本进入卡塔拉斯（Catullus）与贺拉斯（Horace）的诗歌。我学到了很多。通过形式，某些东西可上升到另一个层次。毛毛虫的腿消失了，展开翅膀。人永远不要失去希望！
唉，布克恩永远不会想到我怎么被那些古典的诗章所俘虏。对他来说，我只是个蔫淘的学生，在校刊上发表费解的四十年代式的诗歌——在1948年秋天。他看到我的努力，连同对大写和标点符号的一概回避。他对此义愤填膺。我被看成是野蛮浪潮中的一部分。这样的人对贺拉斯肯定是彻底免疫的。
在一堂课上，当我们穿过和十三世纪生活有关的一段中世纪拉丁文后，他对我的印象更糟了。那是个阴天；布克恩在受罪，某种愤怒蓄积待发。他突然抛出问题，我回答了。那是我想缓解那压抑气氛的一种条件反射。布克恩大怒，并不止于此，他甚至在期末给予我〃警告〃。那是写给家里的简短评语，以示该学生在拉丁课上的疏忽。由于我的作业分数都很高，这一〃警告〃只能假定针对的是一般性行为，而非拉丁课的表现。
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我们的关系有所好转。那时我在通过令人兴奋的考试。
就在那时，贺拉斯的两种诗歌形式，开始找到进入我写作的途径。而我不知道布克恩对此是否在行。古典格律——我是怎么用上它们的？一念之差。我认为贺拉斯是当代的。如此纯真才变得老练。
——摘自《记忆看见我》
十五
对一封信的回答
在底层抽屉我发现一封二十六年前收到的信。一封惊慌中写成的信，它再次出现仍在喘息。
一所房子有五扇窗户：日光在其中四扇闪耀，清澈而宁静。第五扇面对黑暗天空、雷电和暴风雨。我站在第五扇窗户前。这封信。
有时一道深渊隔开星期二和星期三，而二十六年会转瞬即逝。时间不是直线，它甚于迷宫，如果紧贴墙上的某个地方，你会听到匆忙的脚步和语音，你会听到自己从墙的另一边走过。
那封信有过回答吗？我不记得，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大海无边的门槛在漂荡。心脏一秒一秒地跳跃，好像八月之夜潮湿草地上的蟾蜍。
那些未曾回答的信聚拢，如同卷层云预示着坏天气。它们遮暗了阳光。有一天我将回答。在死去的一天我最终会集中思想。或至少远离这儿我将重新发现自己。我，刚刚抵达，漫步在那座大城市，在125街，垃圾在风中飞舞。我喜欢闲逛，消失在人群中，一个大写T在浩瀚的文本中。 （北岛译）
狄兰·托马斯：通过绿色导火索催开花朵的力量北岛
一
1953年11月4日凌晨两点，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独自走进白马酒家（White Home Tavern）。这栋建于1880年的木结构的房子，位于纽约曼哈顿格林威治村附近，是由码头仓库改装的酒吧，过去主要顾客是码头工人。一个多钟头后，他回到附近的旅馆，跟女友丽兹（Liz）说：“我干了十八杯纯威士忌，我想这是纪录了。”然后昏睡过去。早上他醒来感到胸闷，要呼吸新鲜空气。丽兹陪他到白马酒家，他又喝了两杯啤酒，回到旅馆，由于呼吸困难、呕吐、腹痛等症状，请来医生，给他服用大量的吗啡。是夜，不见好转，他被送到纽约一家罗马天主教私立医院，陷入昏迷状态。
像大多数爱尔兰男人一样，狄兰喜欢酗酒。这本来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在家，他就会感到安全。他给赞助人卡尔泰妮（Caetani）公主写信时，提到自己酗酒的问题：“我在故乡，在任何我喜欢的地方，我很忙，喝酒一点儿也不可怕，我很好，好极了，快乐且不害怕，尽是那些挺不赖的废话，总之一个傻乐的伙伴只图说个痛快，从来不会变成无益、偶然、丑陋和不幸的行动，有条理的骚乱，清洗中的忧伤，过度的荣耀，我所知道不知道的世界。”而一旦离开家乡，他对酗酒和自我毁灭感到惧怕。正是四次美国之行最终导致他的死亡。
第一次美国之行是1949年。邀请他去的是美国诗人兼评论家布朗宁（JohnMalcolm Brinnin）。他一直想请狄兰到美国来，当他担任希伯来人青年男女协会的诗歌中心的主任时，终于如愿以偿。狄兰显然被曼哈顿征服了，他写道：“这泰坦尼克之梦的世界，高人云霄的巴比伦，一切难以置信的富裕和陌生。”他很快就找到几家爱尔兰酒吧，最喜欢的是白马酒家，也许因为又昏暗又故旧，让他想起伦敦的酒吧。
狄兰一系列朗诵获得空前的成功。布朗宁记述了他来美国的头一次朗诵，当时他病得很重，甚至吐了血。但他一上台，“肩膀笔直，坚定地挺胸昂首向前”。他带给美国的是一种全新的朗诵方式。朗诵结束时，全场起立欢呼。另一个目击者认为，普通听众根本不在乎他那些难懂的诗句，狄兰用声音——那痛苦与欢乐的紧箍咒征服了他们。
由于自己没上过大学，在写给妻子凯特琳（Caitlin）的信中，他承认自己对那些高等学府的畏惧心理：“那类我正要进入的不可知的鬼地方”。但他应付自如，在二十九天中朗诵了十七场，场场爆满，美国听众被顺口独特的魅力震住了。
在一个女演员的回忆录中，记述了狄兰的，劣迹。她问狄兰为什么来好莱坞。狄兰说，一来他想摸摸金发碧眼的小明星的乳头，再者想见见卓别林。那个女演员满足了他的愿望，先让他用手指蘸香槟消毒摸她的乳房，然后带上他与卓别林和玛丽莲·梦露共进晚餐。而狄兰在饭前就喝醉了，卓别林很生气，把狄兰赶走，他说伟大诗歌不能成为发酒疯的借口。狄兰的答复是在卓别林家门廊的一棵植物前撒了泡尿。
在美国获得的成功，使他难以拒绝各种诱惑，特别是酗酒。他意识到这一点，但无能为力。第二次美国之行带有更明显的自我毁灭倾向。在亚利桑那州凭吊美国祖先的纪念石前，狄兰在给朋友的明信片上写下墓志铭：
1952年春在曼哈顿岛我们战死，在对抗美国慷慨大方的英勇之战中。一个叫双麦的美国佬枪杀凯特琳。我被波旁王朝分子剥去头皮。留给你这死后的爱……
回到威尔士，狄兰的身体逐渐康复，并开始写作。但他们欠了一屁股债，还要养家糊口。在美国朗诵虽收入有限，但白吃白喝，还能多少寄点儿钱贴补家用。狄兰没有别的选择。
这是狄兰第四次来美国。自1949年他开始创作诗剧《牛奶树下》，他花了两三年的工夫才完成。1953年5月他第三次来到美国，在纽约等地上演了《牛奶树下》，引起轰动。成功就像一辆刹车失灵的汽车，欲罢不能。回到威尔士，狄兰度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个夏天，他妻子凯特琳竭力劝阻他再去美国。按一个演员朋友的说法，狄兰曾要跟他借几百镑，他一时拿不出来，否则狄兰就不必再去美国了。狄兰画漫画讽刺自己像“为美元发疯的夜莺”，在寻找“穿湿橡皮雨衣的裸体女人”，为写作为挣钱养家而飞翔。
在最后的美国之行中，他结识了丽兹并成为情人。丽兹是个结过两次婚的女人，很自信，但和凯特琳的不同之处是，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