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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雨的冬天，我又匆忙的赶完了这剧本的初稿，时间不许我推敲，保留了上演前的修改，脱稿的下一天，就把这营养不良而又早产了的胎儿寄到上海去了！
现在，我到了海蓝山紫，窗明几净的香港。第一个愿念，我想珍重这时机，写下蓄意经年的另一个六幕剧——《中国的黎明》。这本来是《上海屋檐下》之后就准备着笔的了，“八一三”的暴风把我卷进了兴奋的漩涡，“十二一”广州沦陷失散了我苦心搜集了的文献和札记，在桂林偶然找到了一些记述甲午战史的小说和笔记，重新又唤起了写作的冲动；而这一次仓促的离开，又丢掉了这些在个人看来是心血，在别人看来是草芥的东酉，想写而应该写的，总还是写下来吧，明知微力不一定能战胜这艰巨，我把这工作排上了在香港最初的日程。而正在这时候，上海友人来告，《愁城记》在剧艺社的安排，已经决定了要在五月中旬上演了。
在复杂而又还是不安的心情下，我又把《愁城记》加笔了一下（我得自白，这只是加笔而已），我懊丧于写作当时之轻率，骨骼和性格都已经决定了的剧作，要改作是如何困难的一件事啊！第一，我只若干的纠改了一个事实上是骨干的人物（李彦云）的刻画，在嘲讽和机智的反面，我给了他以表白真情与沉痛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使他的印象不流于冷酷和轻浮；其次，我堵塞了一个容易使主人公从独善走向侥幸的缺口，在上海那种情况，在何晋芳之类的摆布下，一对善良洁白而又不懂得机诈的小儿女，是决无侥幸成功，获得遗产的可能性的。
相煦相濡，在个人是美德，这是无疑问的，可是，在涸辙中，于人于己，究有些什么好处？我相信，有的人可以用力量来使涸辙变成江湖，而这些方才感觉到自己是处身于涸辙的懦弱者，煦濡之后的运命，不是可以想象的吗？于是“不若”和“不得不”相忘于激荡的江湖，也许是这些善良的小儿女们的必然的归结了，我又遐想到上海，也许在这情境下，从涸辙到江湖，并不 是困难的事吧。
正像读者无法究诘这些小儿女们今后的行踪和运命，作者也不能更多地关注这一类习作的运命了。这算是从《上海屋檐下》以来的一个小小的终结。除出预想着上海的舞台以外的困难，而终于曲曲折折地突破了这一难关之外，我如实自供，我没有任何的喜悦与欢欣。夜尚未央，路还辽远，但值得自慰的是我们也正还年轻。没法避开崎岖，我们就不辞一再的挫败，不能跨过黑夜，我们为什么会怕在黑暗中捱磨，尽管风雨如晦，尽管甚至于听不到鸡鸣，可是地球在转，地球在转！有谁比企图阻挠这回转的人更可怜！有谁比清楚地知道这些人之可怜的更值得自傲！一
一九四一年五月
（原载《愁城记》，剧场艺术社一九四一年五月初版。）
忆江南
——《水乡吟》序
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李白
这已经是差近两年前的事了。
从香港回来，途次柳州，有了一天的耽搁。有意摆脱了同难的朋友，独自地想到江边去摭拾一些回忆。在广州沦陷的战乱中，我也曾凄惶地到过这个地方。这一夜月黑无星，灯光黄淡。渡浮桥，中途索然思返，路远天长，陡然感到凄苦。这几年来像孩子似的想把瓦石搭起一座宝塔，不是一次又一次的在他人的一蹴之下就粉碎了么？夜静无声，更像是独行旷野，至桥堍，风传来了一阵琐碎的男女絮语的声音：“你想也想不到的，嫂嫂他们过的是怎样的生活。”
我憬然耸耳，因为这正是百分之百地保存了杭州上城人语调的乡音。暗淡中看不清面目，估想起来不过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吧，同行的少年怕冷似的竖起了衣领，垂头不答。两人都沉浸在凄哀的乡愁中，那是从他们怨诉一般的声调和拖着淡影的脚步也可以看得到的。我禁不住想起了故园，想起了无数在故园过着“想也想不到的”生活的人像。就从这一对小儿女讲吧，生长在富庶的江南，乡土赋予了他谨慎保守到“怕出远门”的习性，要不是残酷的战争，要不是日本法西斯给他们的“想也想不到”的生活，要不是他们还幸福地保有着想要挣脱这种生活的年轻人的稚气和勇气，恐怕一生中再也不会漂泊到这江南人心目中认为蛮荒瘴毒的地方来吧？可是现在，这样的小儿女们已经不再是独特的例子了。我从这一句平凡的，可是凄寂的言语后面听到了一种平凡人的悲壮，展开在我回想中的故乡也已经不再是含垢垂泪的西子湖边的桃柳，而只是驰骋在莫干天目间的被迫着用原始的武装来反抗强暴的游击战士了。叙述这些人的故事，今天不已经像神话一般的流传在故乡来人的口碑中么？
这一年夏，敌人攻陷了金华。苟安的幻想在凶残的三光政策下面粉碎，金和铅在战火中判别了他们的坚实与脆弱了。眼看得见的是几乎无可挽救的土堤般的溃决，眼看不见的却像是遇到阻力而更显出了它威力的春潮。要不是浙西人民武装和游击队伍一再的出击与阻挠，这一年夏季的法西斯洪水也许会冲得更远一点吧。我明白了浙西人所谓“浙西人的柔弱”这个概念只能正确地适用于上层知识分子，于是而我也居然常常以王八妹之类的草泽英雄作为我们故乡的夸耀了。
《水乡吟》四幕，是在这样心情下所写。但我为了不想再在沙上建塔，所以我有意的把真真想写的推到观众看不见的幕后，而使之成为无可诘究的后景与效果。惯于用教条来呵斥的批评家们也许会指出我的怯弱，但这剧本在“中国万岁剧团”所遭遇的“想也想不到”的歧视与冷遇，不就是一个我的最好的辩解么？这本书没有写序，我只在卷首抄了两句陶渊明的诗句：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读者会觉得太晦暗么？那么我说：这正是此时此地不得不然的风习。
一九四二年十月 （原载《边鼓集》，美学出版社一九四四年十月初版。）
老鼠。虱子和历史
——《法西斯细菌》代跋之一
从香港回到桂林，我打算写一个以港战为题材的喜剧。在三周的战乱生活中，的确也积蓄了不少使人哄笑和苦笑的材料，但，从漩涡里跑出来，站在远一点的地方一望，又觉得这都反而是悲剧的材料了。
在桂林，很巧地遇到了阔别十年的T，他从北平协和医院逃出来，打算到大后方去从事医疗工作，——他是一个医生。
到了重庆，由友人Y的介绍，认识了W，一直到被“接收”为止，他在香港玛丽医院工作，——他也是一个医生。
从北平，从上海，从香港，也许可以从更多更多的地方，许多善良的、真纯地相信着医术之超然性的医师们，都被日本法西斯强盗从科学之宫驱逐到战乱的现实中来了。他们被迫着离开实验室，离开显微镜，而把他们的视线移向到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我想，这一类悲剧，该不止限于医学界吧，正像过去有过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一样，自然科学界同样的也会有许多为科学而科学的科学家的。
听了T和W的叙述，一个意念在我心里萌长起来，利用夏天在北温泉的空暇，我开始读了一些医书。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