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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谨呈副局长俞、局长宣、分局长赵佩瑾。”具报人是：“第二股股长赵其秋，第二股股员洪大勋”。这件事很有一点喜剧性，它说明了当时反动派对中共驻沪办事处监视之严，也可以看出恩来同志在敌人心目中的威严，和这批特务的懦怯与无耻。
我为了安顿随同《新华日报》同人回到上海的家属，在静安寺路重华新村租了两间房子和胡绳夫妇合住；然后，于十月三十日和潘汉年一起，飞抵香港，当时，正是英国重新接管新加坡时期，所以要拿到入境证非常困难，经过了几个月的奔走，才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和陆浮乘船经西贡抵新加坡。说也很巧，也正是这一天，中共中央撤出了延安。因此，当天晚上，《南侨日报》总编辑胡愈之同志就要我写了一篇关于我军撤出延安后的国内形势的时事述评。
香港《华商报》、《群众》①
一九四一年，在廖承志同志的主持下，我们曾在香港出版过《华商报》，那是一张对开晚报，时间也只出版了八个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就被迫停刊。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和国民党进行谈判之后不久，一九四五年九月，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派徐迈进和我回上海，分别筹备在上海出版《新华日报》和复刊《救亡日报》。但是，由于国民党的种种阻挠，《新华日报》于十月十日复刊，只出版了十五天，也遭到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查禁。于是，党中央、南方局就决定派章汉夫、胡绳、乔冠华、龚澎、廖沫沙、林默涵、范剑涯、邵荃麟等同志到香港，会同广东区党委派出的饶彰风、杨奇等同志，重新建立新的传播据点。后期《华商报》于一九四五年十月间开始筹备，翌年一月四日改为日报复刊，董事长和督印人仍旧是邓文钊，总经理是萨空了，经理是陈东，总编辑是刘思慕，副总编辑是邵宗汉、廖沫沙、杜埃。当时我在上海，没有参与筹备工作，对《华商报》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一九四六年四五月间，在“法币”猛跌之际，恩来同志要我把一笔现款通过我熟悉的通易信托公司的黄定慧，尽快汇寄给章汉夫同志。同年七月，我到南京梅园新村，恩来同志同意我在谈判破裂后一起去延安。可是九月间，恩来同志知道了陈嘉庚先生已安全回到新加坡之后，决定派我去新加坡了解抗战时期流散在东南亚一带的文化工作者的情况，并向陈嘉庚等爱国侨领转达党中央对他们的关怀，向他们通报国共谈判破裂后我党的方针政策。我于十月间和潘汉年一起从上海飞到香港，为了办去新加坡的“入境证”，在香港耽误了四个多月。这时，在香港除了《华商报》之外，还办了一张小型的《正报》（它的前身是东江纵队的机关报《前进报》），由方方同志直接领导。章汉夫、胡绳同志负责的《群众》，乔冠华、龚澎、张彦等同志负责的英文半月刊《今日中国》，都已陆续出版。同时，还创办了有利印务公司和新民主出版社。
据我记忆，这时期的《华商报》比五年前更正规化了，除高天、赵元浩、黄新波、吕剑、华嘉、杨奇、司徒坚……等同志负责日常工作外，还有一个阵容很整齐的社论委员会，它的成员是章汉夫、许涤新、陈此生、乔冠华、刘思慕、廖沫沙、饶彰风、张铁生等。我路经香港时，也参加了社论委员会，并在华嘉主编的副刊上写一些杂文随笔。大家知道，香港是一个藏龙伏虎的地方，战后的政治情况也十分复杂，“惨胜”之后，中国成了“五强”之一，内战也还没有全面展开，所以《华商报》复刊初期，港英当局的态度也还比较“友好”（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港英当局取消新闻检查制度，因此从这以后，报刊上就没有开“天窗”的事了）。但是，《华商报》是“中共喉舌”，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因此在香港这个地方，它的销数一直是徘徊在一万份左右，经济上有不少困难。当我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动身去新加坡的前夕，章汉夫、饶彰风又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在南洋展开一个“为香港进步文化事业筹款”运动。我在三月二十日（我军撤出延安的下一天）抵星，到同年八月下旬被“礼送出境”这半年多的时间内，通过胡愈之同志主持的《南侨日报》，给《华商报》和其他进步报刊募集了三万多元（叻币）经费。由于抗战时期国内有不少社团到南洋向侨领们募捐，有少数人没有把捐款用途向陈嘉庚先生报告，侨领们很有意见，所以我离开香港时和方方、章汉夫、①这是作者《懒寻旧梦录》第6章《记者生涯》中的第8节。 连贯同志商定，这次筹款一定要通过群众路线，并且把筹得的经费数目逐日在《南侨日报》和《华商报》上公布。筹款不向侨领们伸手，靠的是集腋成裘，因此，这笔在半年内筹集的三万几千块钱，都是一元、五毛乃至三分、五分的小数目累积起来的。有时我和陆浮到《南侨日报》经理部去接受捐款，当我收到几个或者十几个侨胞——有橡胶工人、司机、小学教员以至清洁工人联合“捐献”的五元、十元捐款，和读到他们写的“向香港进步文化界致敬”之类的函件的时候，真的会禁不住掉下眼泪。去年冬，我收到过暨南大学新闻系给我的来信，要我写一点在华南和新加坡从事新闻工作的回忆的时候，我觉得，不论搞新闻史也好，写华侨史也好，这种处于华侨底层的劳动群众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节衣缩食地为革命事业献出几个“斗零”的义举，是永远不该忘记的。直到今天，事隔三十多年，我还能回忆得起，当时他们交出捐款信件，又急于想从我们口中知道一点国内解放战争情况的面影。这些侨胞实在太可爱、太可敬了！
我参加后期《华商报》，是从一九四七年九月到一九四九年四月底这一段时间。当时，党要我做的是统战工作，只是捎带着给《华商报》和《群众》写一点文章。近年来有人写回忆文章，说这段时期我分管文艺工作，并主编《华商报》的副刊，这样说，按实际情况是不完全准确的。当时在香港分管文艺工作的是邵荃麟和冯乃超。《华商报》副刊《热风》主编是华嘉，到一九四七年我从新加坡回到香港，华嘉一定要我替《热风》出主意，写文章，这样我就挤出一部分时间，到编辑部参加一点工作。讲到出主意，记得起来的只有两件事，一件是我曾怂恿郭沫若同志写一篇抗战时期的回忆录，在《热风》上连载，发表后哄动一时，这就是后来整理成书的《洪波曲》；其次是当司马文森的连载小说《阻街的人》登完之后，为连载《虾球传》续篇《白云珠海》，一九四八年二月我写了几句话作为“预告”，并刊登了谷柳给我的一封信，因此很多人认为我是《热风》的主编。谷柳这位有才华的作家在十年内乱中折磨致死，为了怀念他，我把他给我的短简抄录如下：夏先生：送上《白云珠海》稿，请指正。今天的珠江在啜泣，从理念上去解释珠江的苦难是比较不太费力的，但我现在准备做的却是记录她的生活和抒写她的情态，这件事就不容易了。我一定尽力做去。谢谢《热风》给我刊登的机会。
由于我几乎每晚都到编辑部去，经常看到读者来信，加上那个时候正是南京小王朝摇摇欲坠的时候，可笑可怒可骂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于是新闻记者的“职业病”复发，在《热风》和后来改名为《茶亭》上写了不少短文和补白。我现在只看到了一部分《热风》和《茶亭》的复印本。其中能够认明是我用笔名写的三五百字的短文和“答读者”之类的东西就很不少。淮海战役前后，不仅大批民主党派人士从重庆、桂林、上海等地集中到香港（他们在香港召开各党派的代表大会，然后陆续去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还有不少爱国反蒋的青年人也被逼到了香港。当时的《华商报》实在已经是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