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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共的舆论。因此，利用香港这个地方，建立一个对外宣传据点，让香港同胞和散处世界各地的千百万华侨和外国进步人士，能有机会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帝国主义玩弄的“东方慕尼黑”阴谋，就成了我们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廖承志同志还告诉我，为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从重庆、桂林等地将有一大批文化、新闻界人士撤退到香港，所以必须尽快出一份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和一些文化、文艺刊物。
香港是我旧游之地，九九寒天，这里还是繁花似锦。许多老朋友（金仲华、胡仲持、乔冠华、张明养等）对我说，你紧张了几年，也该松散一下了，可是我这个人好像命中注定了没有清闲的福气。我到香港后不久，范长江同志跟着来了，他告诉我，韬奋先生已经到了桂林，正由李任潮先生给他安排来港的机票，因为他是“参政员”，又是秘密离开重庆的，所以很可能会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算。这样一来，办报的筹备工作就得提前开始。据我记忆，韬奋是二月十日或十二日平安到达香港的。他是一位十分讲究工作效率的人，同时对于蒋介石查封了各地的生活书店这件事非常愤慨，所以，在廖承志同志为他举行的欢迎便宴上，他说，当然最好是办报，但是为了尽快给国民党顽固派以反击，他已经决定先把《大众生活》复刊。因为生活书店在香港有分店，还有几位追随他多年的战友，所以办周刊可能比较容易。可是，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在香港办报或出期刊，都得先向香港英政府注册，而向英国当局申请注册，一定要有一个在香港有声望的“法人”出面，同时还要先付港币两千元的“按金（保证金）”。对此，廖承志说，申请办报的“法人”已经商定了，这个人是他的表兄、香港华比银行华人帮办邓文田，具体事情则由邓的弟弟邓文钊负责，可以说注册问题已经解决，而《大众生活》周刊的复刊，则遇到了先得找一位出面申请注册的“法人”的问题。①这是作者《懒寻旧梦录》第6章《记者生涯》中的第5节。
第二天，廖承志同志约了邹韬奋等七八个人开会，讨论办报的具体工作。参加的人是：邹韬奋、金仲华、范长江、乔冠华、羊枣（杨潮）、张明养、胡仲持和我。开会的地点是邓文钊安排的，在哪一条街，我已经记忆不起了。第一个讨论的问题，是这张报纸的名称。大家知道，香港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既是一个远东唯一的自由港，在当时，又是英美法荷的、德意日的、蒋记国民党的和汪记国民党的情报活动中心。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办一张主张团结抗日和反对德日意法西斯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必然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阻挠。当时，在香港办报办刊物，也和蒋管区一样，稿件在付印前是要受审查的。因此，为了尽可能让报纸能够公开发行，能够邮寄到南洋各地，廖承志同志想出了《华商报》这么一个报名，理由之一是申请注册的“法人”邓文田的确是商人；其次是用这个名称，工商界和一般市民看了也不会感到害怕。至于办报方针，则是大家一致的，就是对内要求团结、民主、进步，反对分裂、独裁、倒退；对外是反对英美对日妥协，揭批绥靖政策和“东方慕尼黑”阴谋。这样的会连续开了几次，到三月下旬，我们接到了党中央的一个指示，即《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于是对办报方针又作了一次认真的讨论。因为皖南事变的斗争“迫使蒋介石重新考虑他自己的地位和态度”，所以我们也相应地考虑了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问题。在香港办报，不注意“有理、有利、有节”这个方针是不行的。我们经常讲，后来还把自己办的印刷厂定名为“有利印务公司”，但也常常因为时局的变化，而忘记了这个“节”字。最近我翻看了一些当时的旧报，我自己写的文章中，也不止一次掌握不好“有节”这个分寸。
大概在三月底，桂林《救亡日报》同人由林林、张尔华同志带队，平安地到达香港。我们又开了一系列的会，总结经验，妥善地安排了善后工作：一部分同志参加了《华商报》，一部分人回乡隐蔽或另谋工作，张敏思、林林则和杜埃一起到菲律宾去参加侨报工作。从三月到五月，大批文化、文艺工作者从重庆、桂林相继撤退到香港，知名人士有茅盾、胡绳、张友渔、韩幽桐、宋之的、戈宝权、胡风、章泯、萧红、胡考等，同时于伶等人也从上海撤退到香港。大批文化人的撤离蒋管区，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华商报》的筹备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八日正式出版。当时，组成了一个社务委员会，实际上也就是编委会，每星期开会一次，讨论的主要是时局问题。据我记忆，对版面之类的问题议论得很少，经理部由邓文钊负责，黎兆芳任经理，张惠通任营业主任。经济方面的事我们这些人就根本不管。反正是“书生办报”，颇有一点“八仙过海”的味道。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每月写几篇社论或时事述评之类的文章，并主持一个通俗性的文艺副刊。这样，和办《救亡日报》比较起来，我肩上的担子就轻得多了。在《华商报》，韬奋也写过不少文章，开社委会的时候，他也积极参加，但是他的工作重点还在《大众生活》。为了要找一位“港绅”或者所谓“太平绅士”来作这份周刊的“督印人”，他花了不少气力。可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样一位“港绅”，居然于无意中得之。关于这件事，茅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当时的香港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特务——蒋记的、汪记的等等，他们要破坏韬奋的活动，自不待言。香港政府自然的不会欢迎韬奋这样一个人来办刊物，不过，既然标榜着“言论自由”，就不好公然不许，而只能在刊物登记的条件上做文章。照那条例，刊物的负责者是发行人，而发行人则须是“港绅”，韬奋当然不能自任发行人去申请登记，而必须另找一位港绅来“合作”，……所谓“有志者事竟成”罢，韬奋终于找到一位发行人了。原来有一位曹先生（他的父亲是所谓“港绅”），早已登记好了要办一个周刊。但因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主编，故而那刊物还没问世。这位曹先生年纪还轻，读过韬奋的著作及其所编的刊物，可以说是对韬奋的道德文章有相当认识、对于韬奋怀着敬佩之心的人。经过第三者的介绍，事情就成功了。
这位曹先生叫曹克安，登记的周刊仍叫《大众生活》。应韬奋之约，我参加了编委会，除韬奋任主编外，编委有千家驹、茅盾、金仲华、乔木（乔冠华）、胡绳和我共七人。《大众生活》和《华商报》紧密合作，在宣传战线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回想起来，在当时当地，《大众生活》的影响可能比《华商报》还大。一是《华商报》初创，而韬奋和《大众生活》在香港和东南亚早已有相当大的影响，因为早在一九三五年，韬奋和胡愈之等就在香港办过《生活日报周刊》；其次是《华商报》除了在政治上廖承志等同志经常有原则性指示外，说得好一点是集体领导，事实上是编委们“各显神通”。而《大众生活》则有韬奋这样一位“主编”，而这位主编又的确抓得很紧。这个刊物雷打不动地每周开一次编委会，讨论时事之外，还要决定下一期的主要内容，并在这个范围内每个编委担任一篇以上的文稿。韬奋的特点是用他特有的精神和品德来团结作者和读者，同时又以科学的管理方法来编辑和经营这份刊物。他不止一次说过，他办刊物的经验是亲自抓“一头一尾”。“头”是社论，“尾”是答读者来信（就是“信箱”和“简复”）。社论绝大部分是经过编委讨论题目后由他亲自执笔的，而他花精力最多的，则是答读者来信。有一次私下谈话，他对我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或多或少是脱离群众的，在香港这个特殊的地方，要接近群众也不容易，所以我只能从读者来信中摸到一点群众的脉搏。”
《大众生活》是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七日在香港复刊的，比《华商报》晚了四十天。由于韬奋抓得紧，每次编委会上都要“派”任务，分派给我写的主要是“周末笔谈”和散文、随笔，我用的是夏衍和另一个笔名任晦。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时期我在《大众生活》写的文章可能不比在《华商报》上写的少。这一年秋，当《大众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