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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在中国有上千年的悠久传统，而话剧（易卜生模式）则从春柳社算起，也还只有八十年的历史。引进一种崭新的外国艺术样式而要让它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必然要经过一个探索、尝试、融化——也就是中国化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中与西、创新与传统、艺术与政治任务之间的撞击和斗争。文学方面有新诗与旧体诗的斗争，美术界有洋画与国画之争，音乐界有西乐与国乐——乃至洋嗓子与土嗓子之争。这种中与西、新与旧的斗争，甚至或明或暗地持续到建国四十年后的今天。和其他艺术相比，中国传统戏剧（京剧、昆曲和各种地方戏）的潜力最大，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最深，可以值得我们骄傲的是，回顾一下话剧从引进到现在这八十年的历史，传统戏剧和话剧界之间，却很少有门户之见和意气之争。原因何在？主要是因为话剧运动的这三位奠基人——欧阳、洪深、田汉都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戏剧有很深的造诣和理解。予倩不仅学过而且演过京剧，二十年代就和梅兰芳齐名，有“南欧北梅”之誉；田汉在幼年就对湘剧和京剧有兴趣，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办艺术大学和南国社时，就结识了周信芳、高百岁，一九二七年办“鱼龙会”，就约周信芳、高百岁和唐槐秋等联合演出了欧阳予倩的《潘金莲》；洪深曾和我说过，他从小就爱看京戏，在参加了南国社之后，就和周信芳有了深厚的友谊。戏剧界可能还记得，解放初期，他在怀仁堂和梅兰芳、周信芳同台客串过一台京戏。由于此，整个话剧界不论从南到北，从欧阳、田汉、洪深到曹禺、焦菊隐、马彦祥、吴祖光，直到现在，话剧界没有人反对过传统，没有出现过民族虚无主义，话剧工作者是一直和京剧、地方戏工作者相互借鉴、团结合作的。不反传统并不等于保守和泥古，他们都为革新京剧和地方戏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人所共知的事，不必多说了。
予倩同志治学谨严，同时又谦虚好学，我感动地读过一篇他晚年的自述：“我是一个什么人呢？我是一个戏剧运动的积极分子。尽管犯过错误，走过弯路，但我是彻头彻尾的积极分子。我自己肯定我一直为此奋斗了一生。我当过演员，当过导演，写过剧本，搞过研究工作，搞过话剧、歌剧、地方戏，这一切都是为了运动。有错误那是水平所限，但我一生为戏剧运动没有退缩过。过去曾和田汉、洪深同志合作，但有时也不合作。这是在运动中常有的事。在那个环境中就是闯，乱闯，在总的方向上我没有妥协过。在广东一段，从我的作品可以看出来，那时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向往民主。在广西我所排的戏完全为了抗战，我自己写的戏，也是为了抗战。”
欧阳予倩同志为中国戏剧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他是名副其实的戏剧大师，优秀的剧作家、表演艺术家、电影艺术家，更重要的是他毕生从事戏剧教育，早年在南通办过伶工学校，在广东办过戏剧研究所，在桂林办过广西艺术馆，解放以后他创办和主持了中央戏剧学院。他重视戏剧的基础教育，重视台词训练，曾亲自制定形体教材，亲自任台词教研组组长，亲自为学生示范排演，言传身教，诲人不倦，为新中国造就了大批戏剧人才。他一生追求真理、热爱祖国，经过艰苦奋斗，终于在年近古稀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对革命事业，对戏剧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给后一辈人树立了崇高的榜样。
我热诚向读者推荐这一部文集，这是中国话剧创业史的真实纪录，纪录了先驱者们的宽博和无私无畏的精神。
于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四日（原载《欧阳予倩全集》，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年九月出版。）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新作大系》序
文学是人学，人的生活、思想、感情——和反映这种生活的文学，不能不受到时代和社会变革的影响，中国新文学，就是在这个沸腾的变革时代中成长起来的。
从五四到现在的七十二年中，中国新文学有过五个比较昌盛的时期：一是五四之后，二是三十年代中期，三是抗日战争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四是五十年代前半期，五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也就是改革开放时期。
改革开放在中国当代历史上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党中央号召我们解放思想，“在思想上坚决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样，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文艺界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出现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了许多年轻作家，写出了数量可观，为各阶层人民欢迎的作品。文学是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它不可能不受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制约。时代变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都在变革之中，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人的思想、感情、表达这种思想感情的艺术形式、创作方法，以及他们各自的风格，也不可能遵循过去的模式而有所创新，有所探索，这看来也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
到现在，改革开放还只有十二三年，要对这段时间的文学作出定性的论述，显然是为时过早。但是，在我这个上了年纪的过来人看来，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这些作家敢说真话，敢于冲破文学上长期存在的清规戒律，接触到了当今知识分子生活中的相当敏感的问题，所以这十多年来的作品题材广阔，风格多样，这和三十年代初期的左翼作家的作品作一比较，进步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当今的中青年作家都是在世界和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大转折、大变革的时代出生和成长起来的，举例说，今年三十岁的青年，是一九六一年出生的，这是“三年困难”开始好转的一年，但是当他正要上小学的时候，“文革”就开始了，从六岁到十六岁，他们的儿童和少年时期几乎无一例外是在动乱苦难中度过的，到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他们才十八岁，按此标准，今年五十岁的人，当时也才是三十八岁，他们一方面不像我们这一代那样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受到正规的教育，另一方面他们都经受过比战争年代更残酷的磨练折腾，由于此，当今中青年作家的作品，还不能像前辈作家——茅盾、老舍那样成熟，也可能他们的作品有一点涩味，乃至越轨，我看这也是时代和社会大动荡时期的一种难于避免的反映，因为，这还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艺的“初级阶段”。
振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学，我们寄希望于比较年轻的一代作家，对他们的要求可以严格一些，但不应该求全责备，拔苗助长。人们需要严师，也需要益友，严师益友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鼓励青年人振作精神，奋发前进，而决不是使他们无所适从，仓皇失措。由于此，我认为出一套丛书，让更多的读者，更多的文学评论者能看到这代创作旺盛的中青年作家的面貌，了解他们的心态和脉搏，这对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是很有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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