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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书话-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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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通过陈嘉庚先生和胡愈之同志在南洋“为香港进步文化界筹款”。汉夫当时是南方分局委员,香港工委书记。我在新加坡耽了七个月,筹集了三万多元叻币,于一九四七年回到香港,再一次和他一起工作了两年。他给我在《群众》上辟了一个专栏,先是“茶亭杂话”,后来又改为“蜗楼随笔”,一直写到一九四八年底。这些类似杂文的政论和时事述评,都是汉夫逼着我写的,或者是他出了题目要我写的。同年冬,中央调汉夫回解放区,担任外事工作,我再一次接替了他的工作,任香港工委书记。翌年四月底,我和潘汉年、许涤新回到北平,乔冠华接替了我的工作。
  上海解放后,我们这几个人又同在上海军管会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作。汉夫分管外事,但时间不长,不久就调到北京,当了外交部副部长,部党组副书记,一直到“文革”为止。解放初期,有外事工作经验的干部不多,汉夫就成了恩来同志的得力助手,他再没有时间写文章了。所以这本文集里搜集到的最后一篇《在历史的转折点》,是一九四八年八月发表在香港《群众》上的。
  我在上海市委和华东局工作了五年,一九五五年调到北京,在文化部也分管外事工作。因此和汉夫又有了经常见面的机会。这一年他五十岁,正值盛年,但我却觉得他有点劳累,性格似乎也有点变了。过去在上海、重庆、香港,他不仅文章写得生动流利,待人接物也既有风度,又富幽默感。但当他作了外交官之后,也许是由于“外事工作授权不多”吧,他连对过去的老熟人也不再谈笑风生,随便开玩笑了。他兢兢业业地工作,陈家康讲怪话,说汉夫是一个“典型的职业外交官”,陈毅同志则夸他是外交部的好“当家”。一九五七年冬,有人给乔冠华贴了几张大字报,我问汉夫,“老乔出了什么问题?”他摇了摇头,一言不发。我有点纳闷,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要对我“保密”?这个疑团直到十年浩劫中看了“章汉夫专案组”向我提出的一大串提问之后才开始了解。原来,林江反革命集团要我“交代”的是:三十年代汉夫保释出狱时有什么条件,国民党给了他什么“任务”,在重庆工作时他和“美军联络员”有何“勾搭”,甚至异想天开,问他在香港为什么没有被捕?这些造反派有一个现成的公式:凡是被捕过的人一定是叛徒,没有被捕的人则一定是内奸!我还记得,有一次一个专案组提问我时说漏了嘴,居然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是谁保护了他?在外事口,有什么人能保护他,这是谁都能想到的。项庄舞剑,目标是什么,一切都清楚了。
  汉夫比我小五岁,他却在十四年前就被迫害去世了。他只留下了这么一本文集。今天,还有多少事要他这样的人来做,有多少文章要他这样的人来写啊,我写不下去了,仰天长叹,呜呼!
  一九八六年十月(原载《章汉夫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出版。)
 
 《中国现代文学序跋丛书。戏剧卷》序
                 
  序跋是一种古已有之的文体,追其源,可以上溯到《书序》、《诗序》,乃至杜预的《春秋序》、皇甫谧的《三都赋序》等等,现在一般的说法,写在书前者曰序,写在书后者曰跋。因为按字义,序与叙通,序言相当于前言,而足后为跋,故“书文字后者曰跋”。当然,这也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王力教授在《古代汉语》中说:“古代序文是在全书的后面,综述作书的宗旨,如《史记》的《太史公自序》,《汉书》的序传,许慎《说文解字》的叙等,皆在书末。汉代以后,书序才置于书首。”但是不论是序或者前言,是跋或者后记,都是散文的支系,写这种文章的目的都是为了介绍或叙述著作的立意和宗旨。序跋既有作者自己写的,也有作者的师友写的,当然,序的涵义不止于此,始于唐代的“赠序”,如韩愈的《送孟东野序》,《送李愿归盘谷序》等,则是临别赠言,叙友情、发议论,不一定涉及到对方的著作。
  序跋是散文的支系,是一种非常自由的文体,自序自跋既可以吐露写作前后的心态历程,可以抒怀、反思、释愤,也可以像司马迁用的“太史公曰”的笔法,在客观叙述之后,明确地点题,说明作意。蒲松龄写《聊斋》谈狐说鬼是暗喻,而后面加上的一段:“异史氏曰”则才是点睛之笔,也就是作者的言外所指。
  替别人的著作写序跋,主要是叙述和介绍作者的为人行事,使读者“读其书而知其人”,既可以抒发友情,闲叙家常,又可以针砭世态,春秋贤者。序跋可以褒,也可以贬,序跋中对原著间有微词,也是很常见之事。文艺作品和它的作者永远离不开时代,离不开社会,而从“五四”到一九四九,中国正处在一个革命和战争的年代,也正是中国新文艺创基立业的关键时刻,新者方生,旧者未死,作为中华民族之脊梁的先进知识分子,背着沉重的旧传统包袱,忧时愤世,苦闷,彷徨,摸索,想找出一条解放自己、改造社会的道路,三十年的时间不算太长,但在他们走过来的这条崎岖的道路上,却洒遍了泪水和血汗。创业艰难,年轻的探索者难免要走弯路。现在,要了解和研究这一段时期的历史、社会、文学,可以读到许多作家的专集,也可以读到许多传记和史料,但是我还是觉得除此之外,读一点那一时期的作家们为自己或他人的作品而写的序跋,能够更清晰地了解到新时期文学工作者的心态和心声。
  在中国,话剧是文苑中的一朵新花(从胡适的《终身大事》算起,还只有六十六年),它不像诗歌、小说那样有悠久的传统,所以它的生成和发展,又另有一种很不相同的境遇。尽管事过境迁,这些都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但是回过头来看看当时剧作家们怎样看、怎样想、怎样运用话剧这种外来的艺术形式来抒发他们的思想感情,对后来者也还是有益处的。所以我很高兴写了这篇短文,作为这本现代戏剧序跋集的代序。
  一九八七年春
 
 《国际新闻社回忆》序
                 
  国际新闻社成立于一九三八年,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难岁月中奋斗了整整十年,于全国解放后宣告结束,迄今也已经过去了三十八年。实际主持这个新闻机构的范长江、孟秋江、陈同生等同志和全力支持它的胡愈之、金仲华等同志,都已相继去世。在文网周密的恶劣环境中,为了争取团结抗日、民主进步而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这个民办通讯社的功绩,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也还没有一部系统的、实事求是的著述。因此,《国际新闻社回忆》的出版,无疑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一二。九”事件和“西安事变”前夕,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在胡愈之同志主持下,办了一份会刊《救亡日报》。参加这个刊物的新闻界同人恽逸群、杨潮、石辟澜等,为了团结新闻工作者参加救亡活动,曾和潘汉年、刘少文同志商谈,打算组织一个“新闻界救亡协会”。但由于国民党内的顽固派对新闻界控制严密,争取各大报头面人物参加还有困难,于是就开始筹备组织一个以新闻界“少壮派”为主体的“青年记者学会”。抗日战争开始,这个建议得到当时在《大公报》工作的范长江同志的赞同。于是“青记”(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就于一九三八年在武汉成立。我是一九三七年八月,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机关报《救亡日报》的时候才从事新闻工作的。上海沦陷之后,《救亡日报》迁穗,从那时起,就和“青记”及范长江、孟秋江、陆诒等同志保持着工作上的联系。
  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沦陷,《救亡日报》又从广州迁移到桂林复刊。这时,范长江同志和我谈起了“青记”打算办一个通讯社的问题,他说:“青记”是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民间组织,以青年记者(当时的主要成员都是战地记者)为骨干是必要的,但是这条战线一定要扩大,要争取更多的新闻界知名人士参加;其次,这个组织一定是做一点实际工作,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办一张报纸还有不少困难,“青记”这个小团体有人力而无财力,况且桂林已经有了《救亡日报》,长沙有了《抗战日报》,办起来也只会分散力量,所以他想办一个通讯社,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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