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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戏剧家协会联合起来，把它们编辑成书出版，作为今后学习研究的需要。我希望这件事，能够早日实现。
一九八五年（原载《章泯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出版。）
风雨故人情
——《廖沫沙的风雨岁月》代序
读陈海云、司徒伟智的《廖沫沙的风雨岁月》，许多往事涌上心来，感慨万千，竟日不能自制。
时光流逝，从二十年代后期到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是一个雨雪交加的年代，这又是一个晨光初展的年代；这是一个腥风血雨的年代，这又是一个英豪辈出的年代；这是一个充满朝气的年代，这又是一个积习难移的年代。为了推翻三座大山，为了民族和人类的自由解放，无数仁人志士，无数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付出了血、泪和生命的代价，前赴后继，九死无悔地经历了这一漫长而艰险的路程。在这一代勇敢而缺乏斗争经验的知识分子中，廖沫沙同志是一位杰出的、才华出众的杂文家和新闻工作者，他顽强地斗争了半个多世纪，他也被贫穷、疾病、“左”风折磨了半个多世纪。
一九三三年，我在上海田汉同志家里认识了他。当时他还是二十刚出头的青年，我知道他是“左联”盟员，知道他经常在报刊上写稿。由于当时我在电影界工作，和他相知不深，也没有工作上的联系，所以他在《申报。自由谈》上写了一篇杂文而“惹了一场大祸”的事，也全不知道。在那个夜色如磐的日子里，即使在同志之间，也是很少谈到私事的，所以他的家世、阅历、乃至参加“飞行集会”而被捕等等，我也一无所知。直到一九三九年他参加了桂林《救亡日报》，从田汉和周立波同志的介绍才知道了一点他入党前后的经历。他给《救亡日报》写了许多文章，杂文、政论、小品，什么都写，而且写得很好，很有文采。《救亡日报》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全社只有二十几个人，大部分都是青年作家，其中有林林、司马文森、周钢鸣、华嘉、陈紫秋等等，他们都能写，也写得很多。但那时是“书生办报”，能写政论的人不多，所以这张报上的社论、时事述评、今日话题之类，几乎都由我一个人“包办”了，沫沙来了，我就有了依靠。当桂林的话剧团体逼着我写剧本，又到香港去为《救亡日报》筹款时，我就很放心地请他代笔。这时有一件事使我感到吃惊，他写的几篇军事论文忽然被黄琪翔将军看中了，一定要请他去当少校秘书，到前线去工作了半年多。当然，他和我一样，在战争时期办报，只不过是读了一点《孙子兵法》和克劳塞维支的《战争论》之类，写一点“纸上谈兵”的政论而已。但从这件事也可以说明，他中国文学的根底扎实，读书联系实际，当时才三十几岁的廖沫沙，已经不只是一个作家、杂文家，而且是一个很好的党的宣传工作者了。
我和他一起工作的时间不算太久，第一次是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在桂林《救亡日报》，第二次是一九四一年在香港《华商报》，第三次是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一起在香港工作。在桂林，我们朝夕相处，患难与共，个人间接触较多，不知不觉地就成了知音和知心的朋友。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他多才多艺，文采斐然，作为一个革命知识分子，他诚实皎洁，平易旷达，特别是他的那种任劳任怨、无私无畏、从不考虑到个人的得失的品格。
郭沫若在《洪波曲》中提到过长沙《抗战日报》的“一位同事因为家里生活困难而发生了一件母子自杀的悲剧”，这里所说的“母子”就是沫沙的夫人和他的两个孩子。“这一悲惨事件给沫沙的心灵和身体以极深的创伤，很久还不能排遣”，但是他在《救亡日报》时期，却从不谈到过这场悲剧。他真的是化悲痛为力量，依旧是勤奋地工作，笔不停挥，写了大量的杂文和 政论。《救亡日报》是一个青年人的群体，我年纪最大，也不过四十岁，睡地铺，吃大锅饭，大家都“国尔忘家”。这正如这本书中所说：“报社的工作是繁忙的，生活是清苦的，但是，惟有在这里，他才感到是朝气蓬勃，精神焕发，重新感到自己与整个革命事业连成一体。”一九四一年元旦，他在《救亡日报》白面山的印刷厂奋笔写了副春联：“大块文章救中国，一行消息报新春。”可是新春之后，却迎来了一场风暴，皖南事变爆发了。由于我们拒绝登载中央社发的那条诬蔑新四军的消息，国民党肯定要对《救亡日报》下毒手了，南方局决定要我尽快到香港去建立一个对外宣传据点。我就把《救亡日报》被禁后的一切善后事宜交给了沫沙、林林和张敏思，于除夕那一天离开了桂林。他们临危不惧，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大量的善后疏散工作。直到三月初报社正式被封之后，才率领了二十几位社员，分头经广州湾到了香港。
按照南方分局和廖承志同志的安排，我们很快创办了香港《华商报》，林林和张敏思去了菲律宾，沫沙则留在香港，担任了《华商报》的编辑主任。和战时的内地比，香港可以说是一个浮华世界，但是，沫沙是一个内向的人，在香港他除了写作，就是读书，既不游山玩水，也不看电影、戏剧。偶尔忙里偷闲，我约他和胡希明、乔冠华到《华商报》附近的一家北方餐馆“海景楼”去喝几杯酒。他酒量不大，我更是滴酒不沾，而乔胡两位却都是酒豪。所以在这种场合，他和我也只是敬陪末座，默默地欣赏他们的酒后狂言而已。
一九四一年的《华商报》只办了八个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我们再一次在战乱中分手。他和韬奋、茅盾、胡绳等经东江游击区，我则和金仲华、蔡楚生等经澳门、台山，于一九四二年四五月间先后回到重庆。
我办了五六年报，对新闻工作发生了兴趣。所以回到重庆，就希望能在《新华日报》工作，可是恩来同志却说：“你可以在《新华日报》上写文章，但主要的还是要以公开合法身分，搞上层和文化界的统战工作。”而沫沙一到重庆，恩来同志就让他进了《新华日报》。直到一九四四年冬，我搬到化龙桥接替章汉夫的工作，才又有见面的机会。四十年代中后期，是四海翻腾、五洲震荡的时刻，抗日战争胜利，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三年解放战争，我和他有时天各一方，有时同在一个单位工作，但大家都忙，很少有静下来谈心的机会。我和他都在《华商报》、《群众》和其他刊物大写政论、杂文，每天都写，笔不停挥，自己也觉得写得非常欢畅，在数量上他写的不比我多，但他除了杂文、政论之外，还写了几篇很出色的《故事新编》，如《陈胜起义》、《鹿马传》、《曹操剖柑》等等。一九四九年四月，我离开香港回到北平，随军南下迎接上海解放，我们又分别了五年。一九五五年我调到文化部，这时候他在北京市委。“隔行如隔山”，同在北京，相聚的机会也不多，但他的文章，不论用的是什么笔名，我还是一看就知道的。十年浩劫中，“四人帮”之流常常骂我们这些人“心有灵犀一点通”，为了同一个目的而奋斗、而工作，心心相印，这一点倒是说对了的。
我在文化部管电影和外事工作，也偶尔写一些杂文随笔之类，但和以前比，可以说写的少得多了。一九六二年《人民日报》文艺部的陈笑雨同志来访，说他们要辟一个杂文专栏，目的是“表彰先进、匡正时弊、活跃思想、增进知识”，并说这个专栏叫《长短录》，是沫沙拟定的。于是我欣然地“入了伙”，前后写了六七篇。当时，正在“三年困难时期”，报刊上的文风很坏，假大空、党八股猖獗，特别是一九五七年之后不断地批斗知识分子，“知 识越多越反动”之说开始抬头，使我更感到愚昧无知不仅是建设之大敌、文明之大敌，而且是民主法制的大敌。我不察世风，不自量力，又想用杂文这一武器，来做一点匡正时弊、增进知识的工作。结果呢，谁也想不到，这个有沫沙参加的《长短录》后来竟被说成是与《三家村札记》齐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店”！当然，沫沙是“三家村”中的一家，又写过一篇《有鬼无害论》，惹了一场大祸，遭受了八九年的牢狱之灾。往者已矣，这些事说来伤心，不多讲了。
我和他前后一起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