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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我决定把这些“陈年冷饭”端出来的另一个原因，是“读报有感”。做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想，做文章是要有一点感情和气势的——特别是政论、杂感之类。我有一种感觉，近年来有一些报纸上的政论、杂文，包括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乃至犯罪行为的评论文章，似乎也太拘谨、太温良了。写那两个专栏的时候，我才四十几岁，火气不小，对那些直到今天还把我们看作“潜在的敌人”的“决策集团”中人，以及他们的那批顺从的“盟友”，我是毫不留情的，因此，说“自我暴露”也好，“陈年冷饭”也好，编印这本集子，对新闻工作者也许还有一点可供参考、可供批评的用处。
《蜗楼随笔》只包括上述发表在《群众》上的两个专栏，《大众生活》、《华商报》以及其他报刊上写的杂文都不编入。这一类书的部头不宜太大，写“自序”更不宜太长，把要讲的话讲完，就算是自序。
一九八二年七月（原载《蜗楼随笔》，人民日报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出版。）
《杂碎集》自序
翻翻英文词典，就会看到chop—suey这个怪字，它是中国话“杂碎”的音译，意思是“什锦饭”或“炒什锦”。我为了好奇，在西菜馆试尝过一次，原来就是上海的“盖浇饭”，即在米饭上加一点肉丝、青菜之类的“浇头”而已。这是一种廉价的“中国菜”，但有一次我在一家瑞士高级餐馆的菜单上，却看到过“李鸿章杂碎”这样一味名菜，这大概是供高级洋人品尝的中国菜吧。现在，中国菜馆，普及到全世界，鱼翅海参，乃至满汉全席都有，“杂碎”这个名称，大概不久就会消失了吧。
四川人民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我的“近作”。去年冬，他们又约我编近年来写的文章，叫它“近作二集”吧，那就得“三集”、“四集”地出下去，可是想了好久也想不出一个恰当的书名，再翻阅了一下那些文章，觉得又杂又碎，于是就想起了“杂碎”。有人说不如用“什锦”，那就带点广告性了，因为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逼出来的急就文章，什而无锦，最多也只能说是中档品，用“什锦”，就不免过誉了。
这个集子里的大部分文章，都是报刊编辑逼出来的，其中一部分书简，也是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催”出来的。我这个人做了半辈子的统战工作，五湖四海，九流三教，认识的人不少，经过十年内乱，一位朋友去世，或者平反昭雪，编者就会要我写点悼念文章，我长期在文艺界打杂，于是文艺团体开会闭幕，出文集，会有人逼着我写稿。催和逼，“文革”之前，我是不怕的，可是年逾八旬之后，接到“务请×日前交稿”、“已给你留了×千字的版面”，乃至“过了期编辑部要被罚款”之类的函电，我的心情就不是愉快而是苦恼了。我看过一幅题为“老正兴”的漫画，是讽刺报刊编者看不起青年作家，专登老作家的作品的。事实上，这种现象是常有的，我假如来者不拒，有求必应，那么这个集子的篇幅会增加一倍、两倍吧。我想，现在是“老正兴”出盘或者停业的时候了。
这些又杂又碎的东西大都写于一九八一年以后，长短不一，涉及的面又杂，所以很难按写作年月或内容性质来编排，我只粗粗整理了一下，把序跋、书简、怀人和有关电影的分别拼凑在一起，其余的，只能让它当拼盘了。在书简这一辑中，除了“答友人书”一篇在《上海文学》上发表过之外，都是没有发表过的底稿，文责自负，不再征求受信者的同意了。
一九八三年春（原载《杂碎集》，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九月出版。）
《懒寻旧梦录》自序
上了年纪，常常会想起过去的往事，这也许是人之常情。
六十岁以前，偶然碰到中学或大学时期的同学，或者听到来自故乡的消息，也不免会回想起青少年时期的事情，但除了一九三九年写过一篇《旧家的火葬》之外，从来没有写过回忆往事的文章，这主要是我很同意乔冠华的意见：写文章尽可能“少谈自己”。
我认真地回忆过去，是在一九六六年冬被“监护”之后。我记得很清楚，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专案组”的头目责令我在一星期之内，写出一份从祖宗三代起到“文化大革命”止的“自传体的交代”，我如期写了三万多字。可是交出之后的第三天，就被叫去“问话”，那个穿军装的头目拍着桌子怒吼：“不行，得重新写过，要你写检讨，不准你替自己树碑立传。”我记得这样的“交代”前后写过三四次，后来才懂得，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一是要从“交代”中找到“外调”的线索，其次是想从前后所写的“交代”中找出一些不一致的地方，作为继续逼供的突破口。这是一种恶作剧，但这也逼使我比较系统地回忆了过去走过来的足迹。
在这之前，我从来不失眠，也很少做梦；可是也就在这个时期，一入睡就会做梦，奇怪的是梦见的都是童年时期的旧事，梦见我的母亲，我的姊姊，梦见和我一起在后园捉金龟子的赤脚朋友。每次梦醒之后，总使我感到惊奇，事隔半个多世纪，为什么梦境中的人、事、细节，竟会那样的清晰，那样的详细！我二十岁那一年离开杭州，久矣乎听不到故乡的乡音了，而梦境中听到的，却是纯粹的杭州上城口音。
当时写“交代”，目的是为了对付专案组的逼供，所以写的只是简单的梗概。那时批斗猛烈，审讯频繁，既不敢说真话，也不能说假话，因为说真话会触怒“革命派”，说假话会株连亲友。全国解放后，我经历过许多次“运动”，可以说已经有了一点“斗争经验”，所以我力求保持清醒，我的对策是宁可写违心的检讨，不暴露真实的思想。
真正能静下心来追寻一下半个多世纪走过来的足迹，反思一下自己所作所为的是非功过，那是在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之后。从一九七三年三月到一九七五年七月，我有了两年多的独房静思的机会，不是说“吃一堑，长一智”么，我就利用这一“安静”的时期，对我前半生的历史，进行了初步的回顾。这像是一团乱麻，要把它解开和理顺，是不容易的，要对做过的每一件事，写过的每一篇文章，分辨出是非曲直，那就更困难了。任何人都有主观，任何人都会不自觉地替自己辩护，一九六六年夏天被关在文化部附近的大庙，“革命小将”用鞭子逼着我唱那首“我有罪、我有罪”的歌，我无论如何也唱不出口，可是经过了两年多的“游斗”、拳打脚踢、无休止的疲劳审讯，我倒真的觉得自己的过去百无一是，真的是应该“低头认罪”了，这不单是对淫威的屈服，也还有一种思想上的压力，这就是对无上权威的迷信。
从“交通干校”转移到“秦城监狱”之后，获得了很大的恩典，准许看书了，准许看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这时我的右眼已近失明，牢房里光照时间很短，我就利用上午光线较好的时间，选读了马恩全集中的一些有 关哲学和经济学的篇章。在秦城读书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不受干扰，可以边读边想，边联系中国的实际。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经典著作应该说过去已经读过不止一遍了，而这时候读，边读边联系过去几十年间的实际，才觉得“渐入佳境”，别有一番滋味了。
可惜这一段“独房静思”的时间太短了，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二日清晨，专案组和监狱负责人突然宣布：“周扬一案可从宽处理”，即日解除“监护”。我感到意外，但我还是冷静地对那个专案组的小头目说：“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