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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在等什么人吧，”阿勃罗西莫夫说，“卡佩柳赫同志？”
“在等，”我说，我对这种打官腔式的称呼非常不满意。“也许，能等来有轨电车呢！”
“嗯，”他窘态毕露。“您是说笑话吧？您知道，我们今天收了七个‘小鹰’，都是呱呱叫的小伙子，共青团员！您知道吧，我们下决心要肃清本区的土匪。”
“这好极啦！”我说。
“就是嘛……您听我说，”他突然提议。“上我家去吧……也许，您会同意在我家过一夜，啊？您干吗这么忙呢？”
“行啊，”我嘟哝了一旬。“当然，我忙得很……好，行！”
我手扶着背包跟在他后面。阿勃罗西莫夫不时回头瞧瞧，好几次用手摸摸皮夹克右肩上那道步枪皮带磨出来的白印子，似乎想掩盖战斗历史的痕迹。不过，他可骗不过我的眼睛，我同他有四岁之差呢！
他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看他的图托①手枪。
【注 ①：即图拉省制造的托卡列夫式手枪。】
“这是发给我们的……我们经常要到全区各地去跑跑……”
依我看，这把图托手枪是部队清仓剔出来的报废武器：枪筒蚀得贝壳儿一样，枪的扳机也扳不开。可是，阿勃罗西莫夫却拿它到处炫耀。
“我是从九年级直接调来搞团的工作的，”阿勃罗西莫夫告诉我。“以后，只好晚上学习了，眼下也顾不上这个，对吗？您自己也明白，干部少啊……打仗嘛！”
然后，我们一起喝放糖精的茶；阿勃罗西莫夫把我介绍给他的母亲和妹妹。妹妹约摸十四五岁，这可是最讨厌的年龄，整天价嘻嘻哈哈，笑个没完。不过，他的母亲倒是个很体面的人，是个教师。如果你面前有个女教师，你完全可以根撼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或者一个眼神就猜得出，这位教师好不好，班级里爱她不爱她，或者班里只是做出爱她的样子。阿勃罗西莫夫的母亲无疑是个好教师，瘦瘦的身材，大大的眼睛，显得端庄、慈祥。这样的仪态风度是永远也装不出来的。如果有哪一个教师想在教室里装出与他为人迥然不同的样子，那是再糟糕不过了……我甚至有点儿羡慕阿勃罗西莫夫，他的母亲多好呀！我不小心把胶袋里的糖精弄撒了，她对我露出了亲切的、包含着安慰的微笑。她似乎说：别难过，没关系！这是常有的事。
夜里，我和河勃罗西莫夫躺在房间一角的地板上，母女俩睡在房间里唯一的一张床上。阿勃罗西莫夫推推我悄声说：
“我也要求过上前线……他们不放我！”
他很想推心置腹地同我谈心，可我却假装睡着了。我哪有心思同他闲聊呢，这一天使我生活里发生了不小的转折。照这么下去，一直到战争结束，或许结束之后，我都得背着枪号1624968的马枪蹲在格卢哈雷村里喽。局长在告别的时候，给了我一个简短然而必须坚决执行的指示。我现在的任务是，不惜任何代价保护全村居民，不受土匪搔扰，逮捕特务、奸细归案，协助地方政府等等、等等。“因此，”古潮说到这里，翘起一个指头，提高了嗓门说：“必须坚决捍卫法律和秩序。不容许有任何过火的行为，万万不可触犯苏联公民的尊严，讯问要有礼貌，……”
法律……一听到这个词儿，我总会回忆起民事登记处里那间光线暗淡的小房间。那还是战前很久的事了。有一次我和母亲去那儿拿出生登记簿里的抄件，那一天我俩着实被折腾得够呛。一个烟瘾特大的老太婆，上唇长着一抹黄色的短髭，抽烟抽得嗓子几乎象夏里亚宾①似的。她翻遍了一本本厚厚的、积满灰尘的簿子。“一切都得按法律办，”她唠唠叨叨地说，“一切都得按法律办”。从此，我就产生一种印象：法律就藏在厚厚的簿子里，搞法津就是同公文、档案、灰尘打交道。
【注 ①：著名的男低音歌唱家。】
顺便说说，老太婆翻了这么久，是因为她按照我父亲的姓来查我的材料，而我那时已经改姓母亲的姓了。父亲嘛是这样的，当时正是急风暴雨的年月，人们一会儿迁到东，一会儿迁到西，他也就这样找不到下落了……我的妈妈叫伊扎贝拉·卡佩柳赫。真怪，怎么会起了这么个名字！可不是嘛，姥姥肯定地说，妈妈小时候叫帕拉斯卡，可是，她迁到城里之后就成了伊扎贝拉了。这是过去的事了，算了。
……法律的捍卫者！和气、有礼貌。唉，伊凡·卡佩柳赫落到什么田地了呀。
早晨，我动身告辞的时候，阿勃罗西莫夫对我说：
“哦，我会去看望你的。到格卢哈雷去，听我说，你也许会碰到一些困难，这项工作对你来说是陌生的。我们到你们那儿去，总结一下‘小鹰队’的工作经验。”
“来吧，”我说。”你反正有枪呗……”
他把这句话当真了，他太倚重自己那把图托手枪了。我当时真该兜头把他臭骂一顿，让他要到遥远的格卢哈雷来看我的念头连根烂掉，可是我那时全神贯注地在考虑我自己的心事呐。
“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临走之前，阿勃罗西莫夫大声地说了一句。
他站在自己的家门口，随便地披着那件肩上有一道白印子的黄皮夹克，白衬衫领子迎风扑打着。
第五节
在回格卢哈雷的大道上，我碰到一个独眼老头子。他是送土豆到奥任去的，现在喝得醉醺醺的赶着空车回来了。他扯着嗓门在唱《年轻的加莉妮》。他那干瘪的身子，躺在垫在大车车板上腌 的空麻袋上，一上一下地跳动着。
“吁！”’他看见我之后，对那匹马吆喝了一声，“路上有个人，咱们捎个脚儿吧！”
他象好斗的公鸡那样闪动着那只独眼，即使他再缺个胳膊，短条腿，我也不会感到诧异。身上不缺什么的，都上前线了；村里剩下的，净是那些有资格上废品展览会的人。
“哪一边的呀？”老头子瞅了我的马枪一眼，问。
“你要哪一边的？”
“去！……”老头子伸出一个黝黑的指头，点着我说。
“咱们老百姓吓怕了。哪一边都一个样！填饱肚皮就行喽！”
“那好，你就别作声。要唱《加莉妮》，你到家里去唱。”
如果有哪一个土匪想查看一下是谁在大路上号丧，那么这枝马枪未必能够帮得了我的忙。我可不希望我这个新的前程一开头就断送掉；真是这样的语，那就会灭自己的威风。败坏侦察员的声誉。
从两边紧夹着这条沙土大路的树林，在我去了奥任之后仿佛变了个样子。虽然这一天天高气爽，可是这片树林却显得阴森森、黑洞洞的；自从我衣袋里一装上安全部奥任分局局长签发的工作证之后，自从我的肩上背起马枪之后，树林的性质就改变了。
我们沿坡而下，来到了英沙河的河谷。这儿松林不见了，换上了一片白杨林。白杨林五颜六色的，好象每一张树叶上都有人试过不同的颜色。白杨的叶子又厚又硬，色彩瞬息万变，仿佛不停地向你眨眼睛。我们波列西耶地区的人都不喜欢白杨树，说它派不了用场：既不能做木器，又不能当柴烧。可我倒一直很喜欢白杨林。少了它，咱们这片林区就会显得单调、乏味。白杨树是爱絮叨的，即使在无风的日子里，它也会摇曳树叶，嗡嗡私语。有它在身边，心里觉得痛快……
此刻，我竖起耳朵，倾听白杨树的沙沙声。即使大车轮毂发出的伊呀声，马蹄踏出的沉重的“笃、笃”声，也不能淹没树木的低声谈话，它们那悦耳的悄悄细语：“沙沙、沙沙、沙沙、沙沙”……前边是一片沼泽地，袭来一股股潮气和薄荷味儿。秋天的游丝在我的头顶上高高地飘悠着，在不大耀眼的阳光中闪闪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