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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城市是距广州最近的一个市，占着广州的“上风上水”，有“荔枝之乡”美誉。我们去的时节，荔枝已经过季，无缘“日啖荔枝三百颗”，但沙塘蜜橘正硕果累累，味道甘美，非北京超市所售蜜橘能比。第二天早晨，出：增城市区不到三十公里，来到依山傍水叫派潭的地方，石达开的故居就在这里的河大塘村。一下车，我先是看到一些残垣断壁，随行朋友说这只是石家的外围，石家屋子本来要建三围，因石达开失败终未能围起来。这是一处典型的客家人建筑，我在福建一些地方也见过。这种建筑兼有军事用途，是客家人长期迁徙、客居异乡的发明，既能做日常民宅，又可做军事据点。进了石家祠堂，规模不大，可见家境一般。有一说石达开是富家子弟，也许说的是他后来到了广西的那家？祠堂里空空荡荡，除了四壁土墙，别无他物。我问是否有族谱之类留存，问过后又觉得无此可能，因为石达开犯的是株连九族的罪，最好丝毫痕迹都不要留下，怎么会有族谱。空气中弥漫着牛屎的味道，并无香火气息，看来很久没有祭祀了。石家围屋依山势而建，前低后高，第二围的房子大小相当，更像集体宿舍或兵营。在围子里转来转去，只见到两个女人，一个身影一晃，猫一样无声无息没了踪影，还有一个倒是大方，跟我们搭讪了几句。我问：你姓什么？她说的是当地土语，我听成“丘”。她知道我听错了，拍了拍手下的石头，说“石”。看来这是石家的后人无疑了，即使她的先人曾为一代枭雄，后代也不过普通草民和农妇。唯其如此，才是常情和实情。石达开从石头缝里蹦出去，实在有很大的偶然性。走到二围甬道出口，一抬头，豁然看到门后悬着三具棺材。我小时候最怕这东西，见到了就要吱哇乱叫，认为这个东西是“鬼”。当然，现在早已见怪不怪了。客家人以为棺材即“官”“财”，取其谐音讨个吉利。不过，把“意象”这么显摆起来的，我还是头一次见到。有一度时期，太平天国被宣传得很是革命和先进，大概因为洪秀全的“拜上帝会”沾了上帝二字，所以被说成“吸收了西方先进真理”，实在荒唐。其实，看了石家围子你自然知道太平天国“革命”的基础是什么。
石达开的结局很是惨烈。一八六三年春天，石达开率军从云南过金沙江，进入西昌。而后辗转冕宁、越西，于五月十四日进抵大渡河南岸的紫打地（今安顺场）。所经地段，彝汉杂处，石达开不得已向当地土司纳礼买路。这条路线和七十二年后，即一九三五年，红军北上的路线如出一辙。时间上，不同年却是同月。红军是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先头部队红一团经过一昼夜急行军到达安顺场。据说，石达开五月十四日到达当夜，大渡河水陡涨，强渡几次均告失败。还有一说，是日石达开宠妾生下一子，石达开为母子安全，全军停止渡河，延误了战机，以至铸成大错。这种说法，一般女性易于接受并且欣赏，实则最不靠谱。从一八五一年广西金田起事，石达开作为太平军一个方面军的首领，在十数年的战事中历练已久，不可能在生死关头犯下低级错误。后来，石达开命其妻妾五人、幼子二人沉河，可见石达开并无妇人之仁。石达开的覆灭看似偶然，其实有必然性。一八五七年太平天国内讧，为避免洪秀全杀害，石达开率军出走，但出走七年来一直游动作战，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多年征战，将士疲惫，厌战情绪日盛，甚至石达开本人也流露出“归隐山林”的意愿。有后人说，石军与成都咫尺之遥，为什么不打成都以控制天府之国呢。非不可为也，实不能为也。到达大渡河边的石达开军已无多大战斗力，任何一个作战意图都很难实施了。实际上，五月十四日之后的数日，石达开一直不间断地组织强渡，船筏或被激流冲走，或被对岸炮火击中，总之无一成功。到六月八日，石达开终于放弃渡大渡河，而改渡旁边的松林河。此河现在只是一小溪流，不知当时是什么规模。石达开已没有战略意图可言，焦头烂额中有一路可走就行。然而，就是这么一条小河，石达开竟然也没过得去！石达开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英雄末路，既不甘又无奈，只能归咎于天要灭石。彻底绝望的石达开，当晚决定自降清军以保全其他将士。事实证明这个决定不过异想天开，很快石达开被凌迟，余二千将士被清军悉数杀尽。看过河大塘村的石家围子，中午又驱车数里，来到另一个更气派的石家围子，被称做邓村石屋。当地朋友说，这个围子是石达开得势时建造的，既显示当时的荣华富贵，也是给自己留的一条后路，一旦不行就撤回老家据守。不知为什么石达开没回来，也许是忘了，或者这个围子压根儿与石达开没关系。这个围子的军事性质更为明显，有一座几十米高的碉楼，我进里面看了，有木梯层层攀缘而上，每层均有枪眼或射箭孔，我想，安分的老百姓谁会住这里呢。
我认为石达开个人还能称得上是英雄，但我对英雄的理解越来越复杂甚至颇有歧义，当然这篇文章不讨论这事儿。增城之行倒是把我遗忘的一个人提起来了，最起码让我又长了些见识。除了广西贵县那个石达开，还有广东增城一个石达开。我没去过广西贵县，在广东增城吃了，住了，还交了几个朋友，我就认了广东增城石达开吧。为此，我还要引经据典如下：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编号FC171／13一册抄本内，清方探报抄录《贼头目姓名籍》中有：“石达开，伪丞相右翼公，面黑、长颈，增城县人。”
金兰寺村
巫国明
金兰寺村位于增城石滩镇肥沃的三江平原上，增江河的东岸，是一条有着悠久历史的村庄，现有人口两千余人。金兰寺村开村于何时，已难以稽考。据现年八十三岁的村民姚珏阶老人介绍，金兰寺村开村以前，已有周姓人家在此地捕鱼耕种，后有姚氏从附近的初溪村到此放鸭，搭茅寮以避风雨，忽一夜见茅寮所在之处一片通红，以为茅寮火祝，急从初溪村赶来救火，到后见茅寮安然无恙，甚感神奇，便认为此地有红光出现，必为吉祥福地，遂迁居于此。后又有洪、关姓人家迁来，金兰寺村遂形成周、姚、洪、关多姓混住的格局，而周姓无疑是金兰寺村最早的拓荒者和始居者。
然而，在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中，随着姚姓、关姓的迁入及人丁日渐兴盛，周姓人口则逐渐减少并外迁不断，而洪姓至解放前夕最后一户人家迁到东莞石龙后，金兰寺村就只有姚、关两姓了。现在金兰寺村人上香祭祖、燃烛禀神，开口第一句，必是“周家地头，姚家地主”，以示不忘自己是在周姓的地头生息。周氏为何迁离金兰寺？其直接的历史原因现已无从稽考了。但从村中一些长者口中，我还是归纳出了几点自以为可信的因由。一是历史上的三江平原涝灾严重，瘟疫猖獗，血吸虫病曾泛滥一时，而周姓在与这些天灾人祸作斗争过程中，显然难以匹敌而逐渐走向衰落。这可能与其姓氏族群的体质和饮食、卫生等习惯有关；二是周姓生殖能力不足，一直处在人丁单薄的局面，人口消亡抵消了人口的增长，从而导致人口和户数逐步递减；三则是封建时代农村宗族斗争相当激烈，争田争地争水引发的械斗经常发生，弱肉强食现象普遍存在，势单力薄一方即成弱者，同姓问如此，异姓间就更不必说了；最后一点，则是迷信思想作祟，偏信风水佬之言，认为此地不利他们周姓的人居住、繁衍，最后黯然离乡背井，投亲靠友，远走异地他乡。周姓在金兰寺村的消失。无疑是值得同情、痛惜的，只是，历史的舞台从来就只提供给强者，所谓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弱者只有自强不息，才能获得生存的必要条件与一方演绎历史的舞台。
金兰寺村自古崇尚耕读文化，尤以姚姓为甚，先后出现过进士一名，举人两位，可谓声名显赫，门媚光大。建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