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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下午，12月29日，当詹妮去那儿接他回家的时候，马利看上去显得十分疲累，而且情绪低落，但是并没有明显的生病迹象。正如我们被提醒过的那样，他的骻部比以前更加衰弱了。医生将如何对他的关节炎进行药物治疗的养生法告诉给了詹妮，一位工作人员帮助詹妮将他抬到了客货车里。但是，在将他带回家来的半个小时之后，为了试图将他喉咙里的浓痰清理出来，他不停地呕吐着。于是詹妮将他带到了前院，他就在结冰的地面上躺了下来，不能够或者不愿意再移动了。惊慌失措的詹妮赶忙给我的办公室打来电话。“我无法把他带回到屋子里，”她说道，“他正躺在寒天冷地里，他起不来了。”我立刻离开了报社，等到我四十五分钟之后回到家的时候，她已经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帮助马利站了起来，并且把他弄进了房子里面。我发现他四肢摊开地躺卧在饭厅的地板上，显得十分哀伤。
十三年来，每次我走进家门的时候，他都会一跃而起，摇头摆尾，气喘吁吁，尾巴“砰砰”地扫过一切物品，欢天喜地地迎接着我，就仿佛我是一位刚刚从一场百年战争中凯旋归来的将军。然而，今天却没有以往的欢迎仪式了。当我走进房间里面的时候，他的眼睛跟随着我的身影，可是他没有移动他的脑袋。我在他身旁跪了下来，摩擦着他的口鼻。没有反应。他没有试图去轻咬我的手腕，没有想去与我玩游戏，甚至没有抬起他的头。他的目光空洞而遥远，尾巴松软地搁在地板上。
詹妮给动物医院留了两条信息，正在等待着一位兽医的回电，可是很显然，这又将是一次紧急状况。我给医院打去了第三个电话。几分钟之后，马里撑起了摇摇晃晃的腿慢慢地站了起来，他又想呕吐了，但是并没有吐出什么。这时候，我注意到了他的胃，它看上去比以往要大，而且摸起来很硬。我的心沉了下去；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给兽医的办公室里回了电话，这一次，我告诉对方马利出现了胃浮肿。传达员让我在电话里稍等一会儿，然后，她返回到了电话里：“医生说赶快把他带到医院来。”
詹妮和我彼此没有说一句话，我们都清楚，时候到了。我们给孩子们打气，告诉他们说马利必须要去医院，医生将会治好他的身体，不过他病得很重。当我准备出发的时候，只见詹妮和孩子们将躺在地板上的、流露着明显忧伤的马利团团围住，他们在向他道别。他们每一个人都给了他一个拥抱，度过了与他在一起的最后的时刻。孩子们保持着高昂的乐观情绪，他们相信，这只已经成为了他们生活中一部分的狗不久就会健康地归来。“身体要完全好起来啊，马利。”科琳用她那细小的声音说道。
在詹妮的帮助下，我将马利抬到了汽车后座上。她给了他一个最后的拥抱，于是我便带着他驱车离开了，并且向她许诺说我一得知情况便会打电话回家的。他躺在后座上面，我一只手驾驶着方向盘，另一只手则伸到身后，这样我就可以抚摸着他的脑袋和肩膀了。“哦，马利。”我就这样不停地呢喃着。
在动物医院的停车场里，我帮助马利下了车，他停下来去嗅一棵树——其他的狗都在那儿撒了尿的——不管感到有多么不舒服，他仍然保持着高度的好奇心。我给了他一分钟时间，知道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待在他所热爱的户外了，然后，我便温柔地拖拉着他的贴颈铁链，带着他进到了大厅里。一进到前门里面，他就断定自己已经走得足够远了，于是便小心翼翼地躺倒在了瓷砖铺成的地上。当工作人员和我都无法让他重新站起身来的时候，他们便抬来了一个担架，将他的身体滑到了担架上面，然后与他一道消失在了柜台后面，进到检查区去了。
几分钟之后，一位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年轻的女兽医走了出来，领着我进到了一间检查室里，她在那儿将几张X光片放在了识别灯控制箱上。她指给我看说，马利的胃部已经浮肿为了正常大小的两倍。X光片显示，在他的胃与肠相连的地方附近，有两个拳头大小的黑点，她告诉我这些黑点表明胃肠扭结。作为最后一次，她说她将给他服用镇静剂，并且将一个导管插入他的胃部，从而将导致浮肿的气体释放出来。然后她会凭借手感将导管引向胃部的反面。“这是一针很长的注射，”她说道，“不过我将会尽力去使用导管来按摩他的胃部，使其重新回到原来位置的。”这与去年夏天霍普金森医生做出只有百分之一成功几率的诊断时的情形，简直一模一样。这种情况曾经出现过，这一次，马利应该能够再一次逃过一劫的。我心里默默地抱存着一丝乐观。
“好吧，”我说道，“请您尽力试试吧。”
半个小时之后，她的脸上露出了悲伤的表情。她已经试了三次，但是仍然无法打开他的阻塞物。她给他服用下了更多的止痛药，希望可以使他的胃部肌肉得到放松。当这些无一奏效的时候，她又从他的肋骨中间插入了一根导管，这是最后的一招了，尝试着去清除堵塞物，但同样以失败告终。“情况到了这一步，”她说道，“我们唯一所能做的真正的选择，便是去进行手术。”她停顿了一会儿，仿佛揣测着我是否准备与她讨论那件不可避免的事情，然后说道：“或者，最为人道的方法或许是让他安乐死。”
其实，早在五个月之前，詹妮和我便已经面临过必须要迅速做出决定的时刻，而且，在经过了一番内心的痛苦挣扎之后，我们也已经作出了艰难的选择。我对莎士威勒的拜访，只是坚定了我不要让马利再承受任何更多痛苦的决心。然而现在，当再一次面临抉择的时候，我却呆呆地站在了等候室里。医生能够察觉到此刻我的内心所承受的巨大痛苦，于是安慰我说，对于一只到了马利这种年纪的狗来说，手术后出现并发症的几率非常高。另一件使她感到棘手的事情便是，她说，导管上的血样表明，马利的胃壁上也有问题。“谁知道我们会在那儿发现什么呢？”她说道。
我告诉她说我想出去给我的妻子打个电话。在停车场的电话亭里，我告诉詹妮他们已经尝试除了手术之外的各种方法，但却没有任何效果。我们在电话里静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她打破了沉默：“我爱你，约翰。”
“我也爱你，詹妮。”我说道。
我走回了医院里面，问医生我是否可以单独与马利待上一会儿。她提醒我说他注射了大量的镇静剂，所以无法同我进行交流了。“你愿意待多久都可以，不必着急。”她说道。我发现躺在放于地板上的担架里的马利已经完全失去了意识，他的前臂上还打着静脉注射的点滴。我跪了下来，用手指抚摸着他的皮毛，这是他喜欢的方式。我把手放在他的背上。我的两只手分别捧起了他那两只松软的耳朵——那两只导致他在这些年里制造了如此多的麻烦，从而使我们花费了巨额美金的疯狂的耳朵——感受着它们的重量。我抬起了他的嘴唇，注视着他那脏兮兮的、磨损了的牙齿。我拾起了他的一个前爪，将它捧在了我的手里。然后，我垂下额头，抵在了他的额头上，就这样坐了许久，仿佛我可以通过我们的头骨发送一条信息，从我的大脑传递给他的大脑。我希望使他理解一些事情。
“你知道，我们一直都是怎么说你的吗？”我低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