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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明白了吗？”
“还能有什么不明白的呢？”阿尔秋欣惊奇地说“不用左手 鼻涕，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这不用教，误不了事！”
他们走后，我终于查明，特别快车还停在靠近克林站附近的线路上：线路被难民和战俘的列车堵住了。
“看来，我们骑马从彼得格勒出发也赶到了，而且更方便一些。”博林说。
博林说的符合实际情况。如果说，革命后生活的节奏在不停地加快，那么，列车运行的速度实际上却是在减缓。过去特别快车跑完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之间的六百多俄里的路程共需要十二个半小时，而现在需要一昼夜，有时还要多，普通客车则要拖上两三天，在车站和中途的无名小站上一停就是数小时。
常外出的乘客都很了解列车经过的四个省的供应情况：在楚多沃买火柴；在奥摩洛卡买麻袋；在瓦尔戴买面粉；在特韦里能搞到黄油、马铃薯和奶渣……
杜博维茨基叩门后，走进了办公室。他非常不遵守时间。博林看见刑侦局局长进来就站了起来，他已经养成尊敬长官的习惯。
“请坐，请坐下，彼得·彼得洛维奇！”杜博维茨基说。
他的脸上露出又惊又喜的神色，在突然逮捕了绑架商人的罪犯后，他一直无法平静。在月总结中，他就这次出色的破案工作写了整整一页纸。
“我只耽搁你一分钟，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他提前声明道，“我刚同修士大司祭季米特里通过电话。牧首和主教公会的成员都关心法衣圣器室被窃一案的侦破情况。”
“你是想说，你已尽其可能地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吗？”
“绝不是这样，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我只告诉他们。这件案子由你本人亲自负责。他想同你谈谈，并请约定个时间。”
“可以今天晚上同他谈。”
“那么我，承蒙允许，就用电话通知他，好吗？”
“我不敢给你添麻烦，维塔利·奥列格维奇。我亲自同他通话，请你多多见谅！”
然而，摆脱杜博维茨基也不那么容易。
“还有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他急促地说，“我看过了关于巴里事件的材料，我有一个想法，劫持犯，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是受了无政府主义者格雷兹洛夫的影响。”
搏林警觉起来，望着我，看来他已明白，我打算用什么东西“缝制船帆”。
“你对此有何结论呢？”
他笑道，“怎么说呢？当然罗，不能让格雷兹洛夫同志为此承担刑事责任……”
“为什么呢？象是犯了教唆罪。”
“哎，要考虑到格雷兹洛夫同志是个老革命家……也许，有必要将这个情况报告雷恰洛夫同志？”
“这件事也由我来亲自处理，维塔利·奥列格维奇。”
“太谢谢你啦！”杜博维茨基如释重负地说道。一方面，他不想得罪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另一方面，他又不想承担责任。他喜欢讨好，谁也不得罪，真是又要狼吃饱，又要羊儿不挨咬。
他走后不久，就响起了久盼的电话铃声。副监察员从尼古拉耶夫车站报告说，“货物”已抵达并顺利办好移交手续。
“苏霍夫在那儿吗？”
“他不在这儿，科萨切夫斯基同志。苏霍夫刚到你那儿去了。从彼得格勒来的同志在我这儿坐着，要同他们谈话吗？”
“也请他们到我这儿来。我们感兴趣的那个人现在什么地方？”
“在车站大楼的餐厅里吃早餐。”
“梅斯梅尔没有立即去见父亲，而是去车站餐厅就餐。这件事我觉得很奇怪，但我不自认为是研究近卫军军官心理的专家，而且我对梅斯梅尔家族中的相互关系也了解甚少。
“过去尼古拉耶夫车站的餐厅曾是莫斯科最好的餐厅之一。”博林回顾道，“杰博尔格在那儿当过厨师，做的馅饼好吃极了。他特别增长烹制牛肉……”
“大概梅斯梅尔象你一样很讲究饮食……”
“杰博尔格早就走了。”博林说。
“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他是凭老印象去光顾那家餐馆的。”
十五分钟后，电话铃又响了；梅斯梅尔简单地用完早餐，叫了一辆马车离去。
门猛地被推开，激动的苏霍夫跑进了办公室。
“哎，怎么样啦？”
“首先，你好！”我说，“然后，请脱掉外衣，不反对吧？”
他站住了。
“请原谅，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你好！”
苏霍夫从头上摘下皮帽，脱掉大衣，把书放在桌子上，看来，是在彼得格勒买到的。最上面的那本书名是《宝石》。这和侦破盗窃案是一致的。
“现在就请坐下谈谈吧。”
梅斯梅尔到莫斯科来好象同报上登出的有关法衣圣器室被窃的消息有直接关系。
苏霍夫说，在瓦西里·梅斯梅尔突然动身的那天，清扫女工舒克林娜象平时一样在早晨九点钟到他那儿去（他八点钟去上班），但这一次却碰上他在家。梅斯梅尔正同一个人通电话，桌上放着一张报纸，报上登载了关于法衣圣器室被窃的消息，这段消息用铅笔圈了起来。当时，梅斯梅尔很激动，他放下电话，把她撵走，让一个小时后再来。就在当天他去司令部请了假，说是探望病中的父亲，然后就动身前往莫斯科。在彼得格勒，苏霍夫不仅买了书，而且还搜集了有关梅斯梅尔的不少情况。
当电话铃又响起时，博林拿起了话筒：“怎么？是在阿尔巴特吗？”我听到了这几个字，听他的声音，我明白发生了新情况。开始我以为是瓦西里·梅斯梅尔溜掉了，然而不是。
“把地址再重复一遍。”博林要求道，“是的，我明白……不，暂时不要采取任何行动。继续监视，是的……那很好。”
他挂上了话筒，摇了回铃。
“原来，梅斯梅尔不是来看望父亲的。他现在正在珠宝匠克贝尔的家里……”
这个消息即使不令人震惊，也是出乎意料。
“梅斯梅尔动身的那天没有发电报吗？”博林问苏霍夫。
“发了。”苏霍夫肯定地回答，“在车站上发的。不过是在开车前，我没来得及搞清收报人是谁。”
“你认为，克贝尔是收报人吗？”我问。
“好象是，”博林点着头说，“完全有可能，他用电报约克贝尔在车站上碰头。于是下站后就在餐厅里等他，可是没有等着，就又去他家找。”
这么说，梅斯梅尔和牧首法衣圣器室的珠宝匠很熟，而他的哥哥奥列格则同修士大司祭季米特里又相识。看来，瓦西里来莫斯科与法衣圣器室被窃的消息很有关系。
“真奇怪！”博林沉思道，我们的想法不约而同。”
瓦西里·梅斯梅尔在克贝尔的家里呆了只有十分钟，他没有遇见主人（这时珠宝匠正在宝石琢磨匠米采哈诺维奇那儿），就又叫了一辆马车去父亲家。
博林坚持自己惯用的战术——等待时机。可是，这一次我没有同意；要把结在一起的绳子砍断。我用电话同修士大司祭季米特里约好了会面时间。然后叫来了一辆汽车。
二
如果你是一位不受欢迎的客人，而主人，据你判断，握有武器而且粗暴；那么，在按电铃或者叩门之前，就应当站在门的一侧，将身体紧紧贴在墙上。这一手是一九○六年我在土拉城学到的。当时警察局企图逮捕三名来自莫斯科的参加武装起义的工人战斗队员，其中一人就是我。我用白朗宁手枪朝门打了一梭子子弹，做为对警察叩门的回答，然后就撵上同伴们从后门逃走。我开枪，显然是为了吓唬他们一下，阻拦这些夜间来访的“客人”。然而，第二天却叫我大吃一惊：原来一个密探被打死，两个警察受了伤，其中一个伤势很重。土拉城的警察倒是尽职，并想很快向彼得堡报功，但缺乏经验，于是一窝蜂似地挤在门前，尽管他们很清楚我们有武器，一定会搏斗。我至今记得这件使我受到教益的事。虽然已过去十—二了，但当我们登上台阶时，我首先把过于心急的阿尔秋欣拉到一边，他一个人就能挡住门。然后，我用手势命令行动小组的战士们站到该站的位置上。安排就序后，我才侧着身体去按电铃。我等着……一点声音也没有，又按了一下……还是一片寂静。正当我琢磨怎样撞开
这扇厚门时，从门后传来了鞋后跟敲镶木地板的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