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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要离去，黑脸汉子一把掀开柜台的挡板，怒气冲冲地奔了过来：“你他妈骂谁！找死啊你！。”他是冲我来的。我本能地摆了个武术避手（一种防护招势）。黑脸汉子离我还有两三步时，张飞满脸陪笑地迎了上去，他试图息事宁人。黑脸汉子并不把他放在眼里，横里推他一把，差点把张飞推倒。看来今天这一架，非打不可了。
就在我们要交手的那一刹那，猛听得一声震吼：“站住！”这声音听起来特别恐怖，是张飞喊出来的，我们都被震住了，把目光转向了张飞。好家伙，这小子发起怒来这么恐怖，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面色通红，青筋一根根爆起。黑脸汉子撇了我，冲张飞跳了过去。张飞的举动却让我们大吃一惊，他一把抓起身边的自行车，单臂举过了头顶，我们都被他搞蒙了：他想做什么？
张飞并没做什么，他扎了个马步，叫足了全身力气，一口气把那辆沉甸甸的车子举了七八下。黑脸汉子吃惊非小，脸上闪过一丝惊恐。但那只是一瞬间的事情，当看到张飞已经没了气力时，便蹿跳着扑了过去。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们感到不知所措，贺东反应快，冲过去挡在他们中间，不提防腮帮子上挨了重重一拳，他像根面条一样痛苦地蹲了下去。
张飞不禁没有吓住对方，反而激怒了黑脸汉子，他也乱了方寸，呆立在那儿静等着吃亏了。
当久违了的野性被唤醒时，我浑身绷紧着无穷的力量。我踢了他一脚，我使用的是最忌讳的致命招数——侧踹。我自信腿上的功夫很了的，前几年我苦练过，上学前和放学后，院中的那棵一搂粗的楸树就成了我攻击的目标，几个月下来，它那层老皮被我活生生地踹光了，为此我磨坏了三双球鞋。所以，打架时我是从不起脚的，我宁可用地趟子，也绝不会用腿。今天我用上了，只是那么一脚，黑脸汉子再也没有爬起来。
我们闯了大祸——准确地说，是我闯了大祸。后果是：我们被派出所带走，讯问了前因后果，他们放走了张飞和贺东，我则被扣了一天。最让我伤心的是，老妈受到双份牵连。因为她也是供销社的职工，既要对上级做出解释，又要应付学校的质询。
1984年5月，我们失去了三店，老妈接受了病退的劝告，从此离开了她奋斗了大半辈子的供销社。这已经不错了，若不是姐夫从中活动，老妈的下场会更惨，因为供销系统正愁没法裁员呢。
经历了这件事情，老妈却没有痛苦，没有悲伤，她异乎寻常地平静，只是经常在我面前叹气。那天，我在日记中深刻反省了自己，写道：
我快十八岁了，不仅没有作为，还常常惹事生非，能对得起谁呢？我应该拼搏了，否则，一点人性也没有了，人生能有几个十八岁可混呢？
我真正体会到了恐惧的滋味。
周六下午最后一节课，孔老师召开班干部会，会议是在男生宿舍开的，十名大大小小的班干部，有的紧张，有的兴奋，而我是麻木的，我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结局。孔老师简单陈述了干部们在平常的学习、纪律、劳动中的积极表现，说你们以后仍然要起到带头作用，处处以身作则……。最后，他毫不客气的、毫不可惜地、坚定地宣布：免去王连杰团支部宣传委员职务。
不知为何，在他作此宣布时，我竟敢大胆地与他对视。我从他的目光中读出了一丝惋惜和无奈，这就够了，我还能期待什么呢？
散会后，孔老师留下了我，他破天荒地点了一根烟，吐出一大堆浓重的烟雾后，以平易近人的语气说：“王连杰，在你身上发生的一切，太出人意料了，你是棵好苗子，可你还要面临许多坷坎才能成材啊。”
我哭了，哭得挺伤心，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甩了一地。孔老师用复杂的眼神盯了我好一阵子，然后站起来，拍拍我的肩膀：“不要难过，知错能改方英雄。下周的歌咏会，你一定要参加，这也是你改变自己的机会。”我嗯嗯啊啊的答应了，其实我当时的感觉有点……有点啼笑皆非：这种时候，他怎么会有心事让我唱歌儿？
我的变化是大的，我开始用功了，我确实不笨，我用了两周的时间补上了落下三个月的课，真是个奇迹。这两周，我卸了五斤，瘦下去一圈儿。
歌咏会上唱什么？我已经准备好，我选了好几首歌儿，可总觉得唱那首《怀念战友》最有感觉。孔老师说行，不管你唱什么，只要出色地发挥就行。言外之意，能为班级争光就行。
周六下午我登上了唱歌的大舞台，我永远也不会想到，会以这种身份直面全校的师生。我有点紧张，但绝不慌张，只是，在开唱的瞬间，我改变了主意，我竟然感情真挚地唱起了《游子吟》（《虾Q传》主题歌），歌词是刻骨铭心的：都说那海水又苦又咸，谁知道流浪的悲痛辛酸……游子的心中啊渴望春天……
从那时起，我就把自己看成是流浪之人。
老妈很快适应了闲逸的生活，她给自己找到了乐趣——打牌成瘾，每天泡在牌桌上，情绪特别高涨。她似乎忘记了除了打牌，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爷爷的身体越来越差，而家中分的五亩山地正一天天荒芜起来。
我不懂社会到底在发生着什么变化，只知道划分了乡镇，公社一词正渐渐淡化，代之以镇的称呼，政府也换了新班子。我还经常听到一些新鲜的名词：新政策、全面开放、搞活。
搞活这个词特别形象，媒体搞活了，报纸一改死板的口号新闻，变得越来越实事求是；外交搞活了，对内对外全面开放；农民搞活了，敢于承包副业项目，西寨子的程奎德承包果园，收入了八万多元，成了全省的新闻人物。
当然，我直接感受到的，还是人们穿着上的变化。清明节我去打秋千，看到的多是些姑娘，她们争着、抢着，笑着闹着，已不见了以前的愁苦模样，身上穿的是鲜艳的、时兴的各色服装，有好多人我都不认得了。生活中的美与和谐，与姑娘们的点缀分不开的，她们多彩的身姿和多情的笑脸，冲淡了人们心头的不愉快，冲淡了现实中的冷酷。
学校有没有搞活呢？
任课老师是搞活了。经常有老师在课间征求同学们的意见：“谁今晚去看电影《咱们的牛百岁》？我这儿有票。”报名的虽然不多，但老师很满意。王林国私下里与“票贩子”老师达成共识，由他代理卖票，没有多久，他发了点小财，买了一顶朝思暮想的鸭舌帽。
孔老头也在搞活，他的搞活是理直气壮的，每天训完话后，都要向大家介绍学校新成立的照相馆：“谁愿意去照相，咱学校的学生照相，按八折收费，外校的按九折，服务很周到。”说起来你不相信，照相馆的老板，是看大门的那个老头儿。他的生意还真红火，每天校内校外的都有人来照相。我竭诚发动小弟，让他做了业务员，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发动了二十五名联中的学生来照相，我得到的利益是以后可以免费照一寸以内的照片。
经常来照相的学生当中，赵琳琳的身影渐渐多起来，可惜的是她每次来，都是我们上课的时间，我只能从洞开的后门痴痴地凝望着花墙那边，期待她能给我一个回眸。
校长毕竟是校长，他搞活的力度最大，而且一心为学校创收着想，腾出了两间教室，租给一个缝纫组，说是为学校做校服，也有人说是加工服装。这件事情我们不便参与，只能在课余饭后争论一番。
不管怎么说，花墙内外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能看到的，都是激动人心的，比如开展文明礼貌活动不断深入，学校大喇叭上播送的学雷锋做好事的同学越来越多。花墙外新刷了标语：向雷锋、张海迪、朱伯儒和华山抢险集体学习！每个学生都佩带上了尺寸夸张的校徽。
下午三点左右，下起了绵绵细雨，这雨真象朱自清说得那样：细若牛毛。
小雨淅淅沥沥的一直下到晚上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