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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日伪的短兵相接中，朱生豪的辩驳和剖析能力十分犀利尖刻，有些讽刺的词语，往往使敌人看来哭笑不得，无法招架。比如1941年7月9日的《正义永垂宇宙》一篇，是驳斥日方《新申报》的一篇“妙文”的。如果正面指出这篇“妙文”的论点，那又未免太抬举了它的身份，因此作者用卑视的口吻，一开始就说：“我们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会提起兴致来翻阅日方的《新申报》，因此一定有不少天地间妙文被埋没了。而应该属于此种被埋没的妙文之列的，昨天该报及其日文版《大陆新报》关于本报的记载，无疑地亦为其中之一。”在引出敌人的论点予以批驳之前，这无异是首先给对方劈头盖脸地浇了一盆冷水。而对于这类“妙文”，作者还在文末说：“在艰苦抗建（战）期中的中国人民，固然绝无阅读此类报纸的心情，但抗建成功以后，大家松了一口气，如果需要一点消遣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以欣赏戏台上白鼻子小花脸的心理，欣赏该《新申报》的种种妙文。”形象而尖刻的嘲讽，简直叫人拍案叫绝。
应该指出：在日本侵略者不断升级的压迫下，租界当局对报刊文字的干预也日益严厉。“抗战”二字不能用，被迫改用“抗建”；“伪”字不能用，只得用“魏”字；“傀儡”不能用，就用“宝贝”来代替。1940年9月15日租界当局明令通知：不准在报上出现“伪、魏、宝贝、傀儡”等字样，于是不得不起用“僭”字，如把“汪伪”称为“僭方”、把“伪组织”称为“僭组织”。1940年8月起，租界当局还派员驻社检查。虽然在文字表述上越来越受到局限和束缚，但是运笔自如的朱生豪，却完全摆脱了这种干扰，把“小言”越写越活，越写越多越脍炙人口，写出了与众不同的鲜明特色和嫉恶如仇的精神风貌。
从1939年10月11日撰写第一篇“小言”，到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日军冲进租界，封闭报社为止，除了因几次勒令停刊中止撰写外，朱生豪总共写了“小言”767天，1141篇，39万6千余字。把这些“小言”顺序编刊，可以看出我国抗日战争前期的某些战役的战况、在中国人民视角下的当时国际形势、以及沦为“孤岛”的上海人民与日伪搏斗的英雄气概。朱生豪从一些侧面，为驰骋在敌后第一线抗日反汪的“孤岛”新闻工作者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颂歌。
二
我和朱生豪是在1939年秋冬之交，同时进入中美日报社工作的。
1939年8月，《中美日报》的教育版发表了一篇《上海教育界总清算》的文章，把当时在“孤岛”内投敌的一批落水学校及其负责人名单，毫不隐晦地揭露出来。这使汪伪大为震惊，怒不可遏。他们通过日本侵略者，压迫租界当局，以“鼓励恐怖行为”为罪名，勒令该报停刊一星期，以儆效尤。中美日报社社长吴任沧便利用“停刊”这一喘息的时机，调整和充实编辑力量。他聘请了世界书局编译所所长詹文浒代替查修任总编辑；原为交通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查修，调离总编职务，改任《中美周刊》主编。另请复旦大学推荐几名新闻系应届毕业生，担任国内、国际和本市版的新闻编辑。我就是和另外两位同学，经复旦大学推荐，进入中美日报社工作的。为了麻痹敌人，保存自己，詹文浒把我的名字改为“徐文韦”，把朱生豪的名字改为“朱文森”。朱生豪是在詹文浒上任时一起来到编辑部的。
《中美日报》是挂着洋商招牌的C C系（陈果夫、陈立夫）的报纸。1937年11月，国军西撤，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沦为“孤岛”后，日本侵略者逐渐向租界渗透，强占了国民党中宣部设在租界的上海新闻检查所，并在12月13日发出通知，指令在租界出版的各报报社，从14日起，必须将稿件的铅排“小样”送审，否则不准刊载。当时，有30多家报刊相继停业，有4家通讯社自动关闭，接受新闻检查的仅《时报》、《新闻报》、《大晚报》等几家。
不久，为了抵制新闻检查，一批爱国报人想方设法，利用租界这个特殊环境，用高薪延聘英美等国外籍人员，担任发行人，领取开业执照，创办洋商报纸，以达到掩护抗日宣传的目的。于是《华美晨报》、《大美报》、《每日译报》、《文汇报》、《国际夜报》、《导报》、《通报》、《大英夜报》、《循环报》等相继问世。《新闻报》也改由英商发行，不再送审。《申报》挂了美商招牌，在1938年10月从汉口迁回上海出版。同年11月1日，聘请美籍商人施高德为发行人的《中美日报》，也在上海创刊。
《中美日报》的创办人吴任沧，是国民党陈果夫的亲信吴泽沧的胞弟。吴任沧早年出国留学，费用由国民党党部资助，就是因为凭借了这种关系。上海沦为“孤岛”时，吴任沧任江苏省农民银行上海分行经理。1939年夏，国民党中央派遣中组部副部长吴开先来上海，成立“统一委员会”，统一领导国民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并设立“中宣部驻沪宣传专员”，由已经在上海创办了大型日报《中美日报》的吴任沧兼任。因此《中美日报》事实上是国民党宣传口在“孤岛”出版的一份直属报纸。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虽然表面联合，共同抗日，实际上却是用围堵挤压乃至暗中击灭的手段来对付。这使《中美日报》成为一张公开抗日、暗中反共的报纸。
我和朱生豪都是20多岁的青年（我23岁，他27岁），无党无派，思想单纯，不知道《中美日报》的背景，只知道抗日反汪，要为已经沦为“孤岛”的上海人民伸张民族正气。在进入报社以后的具体工作中，才慢慢体会到：国民党对共产党表面上说的是合作的一套，心底里却看作洪水猛兽一般。这在我主编副刊《堡垒》时，因为编发了中共地下党员锡金等的文章，而以“共党嫌疑”的罪名将我撤职一事上，看得特别清楚。当时朱生豪对我非常同情，说了很多安慰我的话，还说到他写“小言”时的遭遇不得不写了很多违心的话。
朱生豪在《中美日报》社的职务，始终没有明确宣布。在总编室门外的一张双人写字台上工作，经常接受总编詹文浒交给他审阅的文稿。只见他在文稿上埋头认真阅读，有时用红笔修改，然后送进总编室。出来时又带了第二篇文稿，继续埋头审阅，推敲修改。他不是社论委员，不写社论。我估计他是在帮助詹文浒审改社论一类的文章。后来又增加任务，安排他写“小言”。因为他沉默寡言，一直埋头工作，与编辑部其他同事虽共处一室，却很少交谈。从工作现象看，他似乎是詹文浒的秘书，做着“总编助理”一类的工作。过去，他的夫人宋清如在信中问我时，我回想到他经常向国内版编辑鲍维翰查看电讯稿的事，凭我个人推测，他的工作可能是国内新闻版编辑。此后我看到袁义勤写的一份史料，在《中美日报》编辑部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又联系到他与詹文浒的特殊关系，这才使我肯定：他是实际上做了没有名义的詹文浒秘书或“总编助理”的工作。
朱生豪和詹文浒是世界书局的同事。三十年代初，詹是嘉兴秀州中学英文教员，经杭州之江大学教务长黄式金的推荐，来到上海世界书局，负责一部具有求解、作文、文法、辨义四大功能的《英汉四用辞典》主编。1933年7月，由于胡山源的邀请，在之江大学刚刚毕业的朱生豪，也到世界书局任英文编辑，参加《英汉四用辞典》的编篡工作，并兼任《世界少年文库》的编译。在多年的合作共事中，詹非常赏识朱生豪的中英文造诣以及酷爱新旧诗歌的创作，因此在他升任书局编译所所长后，建议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的全部剧本。1935年初，朱生豪终于与世界书局签定了《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出版合同，计件付酬。这就是朱生豪与詹文浒的特殊关系。
詹文浒的古典文学造诣不深，中文写作一般，在他接任《中美日报》总编职务时，当然会想到朱生豪的一支“笔”，可以作为他在主持报社舆论建设方面的得力助手。因此朱生豪在报社的职务，实际上是詹文浒的秘书。
我进《中美日报》社，初任本市新闻版编辑。从1940年2月起，改任《堡垒》副刊主编。这是因为詹文浒从他光华大学的同事姚璋教授那里，知道我在1937年曾经主编过《作品》半月刊，并且看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