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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英国此次屈辱行为作辩护的，我们拜读了《远东事务》编者伍德海氏的高论。伍氏自知此举为对国联决议的“严重的违背”，而为“任何有自尊心的英国人所不能认为荣誉与满意的”，然而他却竭力责怪美国，以为英国即使坚决拒绝日本的要求，也决不能盼望美国有何行动，因此她不能单独冒险开罪日本。据伍氏的批评，似乎美国对于英国所发之义愤，是不应该有的。
英美在远东步骤之未能一致，屡为侵略者造就机会。然而这一种错误，在过去大部分应由英国负责。远如九一八事变后，史汀生的建议为英国所拒绝，为今日世界的纷乱种下祸根，这且不必再说；即就去年美国宣布废止美日商约后，英国如能继起踵行，一定可以给日本一个重大的打击，然而英国始终对日优容忍耐，陪着笑脸，造成让日本步步进逼的机会。今日之事，又何尝不是承袭过去的妥协政策而来？
美国在中立法的束缚下，不惜用尽方法，甚至部分地修改中立法，予英国以种种的援助，这该是无可抹杀的事实。然而现在英国对于美国在远东所严守的政策，非但不予合作，反与之背道而驰；当美国政府当局发表反对封锁滇缅路后，英国竟而悍然不顾，徇日方的诛求。其为背弃信义，助长侵略，决非任何推卸责任之辞所能洗脱，我们倒要看看英国将何以自赎；我们更要看看英国这样“缓和”日本以后，她在远东的地位是否就此稳固了。
日海军发言人声明
（1940年7月20）
我们曾经一再指出，对侵略者的让步，适足以招致更大的压迫。果然，英国在牺牲中国的友谊，不顾世人的斥责，答应日本封锁滇缅路，以图换得她在远东的暂时苟安以后，日本海军省发言人已经明白声言此次的协定不能认为满意了。英国将怎样再度餍足日方的愿望呢？
美国赫尔国务卿对英日协定所发声明，辞严义正，不特表白了美国对于此事的立场，同时也可以代表全世界公道正义的舆论。日本发言人批评此一问题乃英日两国之事，与美国无涉，这句话太费人索解了。滇缅路的交通乃中英两国之事，而与任何和中国有商业来往的国家都有关系，无权顾问的，却是日本。美国对华货运，既大部分有赖于滇缅路，则即就本身的利益言，对于这次的封锁已不能默尔而息；何况美国的远东政策，一向以尊重中国独立自主与维持门户开放为基本原则，目前英国的行动，一方面足以阻滞中国抗战，因而助长日本灭亡中国的气焰，还说得上尊重中国的独立自主吗？另一方面又阻止美国和中国的正常贸易，帮助日本，排斥美国及其他第三国在华的合法利益，还说得上协同维持门户开放吗？如何可谓与美国无涉呢？
该发言人一再重述“此乃英日两国之事，与美国无涉”，使我们看出了日方一贯的各个击破的阴谋。已入迷途的英国政治家，如能憬然觉悟今次的失着，彻底改变方针，则事犹可为，否则她在远东的地位江河日下，此后将更无从抵抗日方的步步进迫了。
制止恐怖行动 并向克拉斯诺夫先生致敬！
（1940年7月21日）
工部局总董凯自威氏昨天致函领事团，要求共同制止最近租界内层出不穷的恐怖案件，我们对凯氏之言，实寄予热烈的欢迎与无限的期望。前天《大美晚报》经理张似旭先生的遭暗杀，和不久前申报馆的被掷弹，事情固然悚人听闻，实际乃无非是某方摧残正义分子，蓄意破坏租界秩序的一贯手段；而这两案的发生于南京伪组织大发其“通缉令”和宣布“驱逐”外国正义人士出境之后，其真相尤昭然若揭。
环伺上海租界的某种黑暗势力，本来惟恐租界不乱。他们实施种种卑劣凶残的恐怖行动，除了去处他们眼中认为不能两立的爱国分子外，并且也希图借此造成一种不安的空气，使租界内安分良民人人自危，而他们则可得到借口，以为租界当局无力量维持界内秩序，以遂其侵占的大欲。在他们此种险恶的存心下，不特善良人民的生命安全失去保障，连他们自己一方面的人也有成为牺牲的可能，穆时英的遇害，即是他们遮眼的苦肉计的一种。
对付此等万恶的恐怖分子，租界当局和各国领事固应严密注视，尽力减少他们活动的机会；而全体市民除了严持镇静，使其摇动人心的目的无由达到之外，更应本嫉恶若仇之旨，与当局密切合作，一经发觉此等害群之马的踪迹，便该不稍姑息，立予检举。像刺张案中波兰人克拉斯诺夫君因追捕凶手，奋不顾身，竟以身殉，这种义烈精神，正是每一个良好公民所应该具有的。
替李士群开一清单
（1940年7月29日）
昨天我们在汪兆铭机关报《中华日报》和上海老牌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同时读到了设于著名的极司非而路七十六号中的所谓“政治警察署”的“署长”李士群的谈话，谈话的题目是关于最近备受各方注目的本市恐怖事件问题。据说“租界内之恐怖事件，系‘重庆方面之叛乱分子’所为，此为‘尽人皆知’者”。本来像这种嫁祸他人的说话，原是“伪君子”一贯的无赖伎俩，不过因为像《字林西报》那样素有地位的报纸，也会不辨是非，对此类不负责任的滥语一字不遗地照登，似乎有不得不一正视听的必要。
我们并不想为任何一方开脱，也不想以无中生有的蜚语，归罪于任何一方。这位李士群其人者并未提出他所有的“详密之统计与报告”，以资证明，但我们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凭见闻所及，却愿以“尽人皆知”的事实，替李士群清算一下。
在七月份所发生的几件重要的恐怖事件中，我们第一要举出十六日申报馆的暴徒袭击案。据公共租界捕房发表，该案乃“东亚反共联盟会会员”所为，据被捕的人犯供述，他在闸北加入该会的分会，而总部即在极司非而路七十六号，并经捕房获有徽章为证。
最令人痛心的本月内两桩暗杀事件，一为七月一日大光通讯社社长邵虚白先生的被狙，一为十九日《大美晚报》董事张似旭先生的遇害。二君都是新闻界中的皎皎者，平日一本爱国良心，拥护中国抗建立场，张先生且为伪方所发表“通缉令”中八十三人之一，死于何人之手，不言可喻。又八日有会计师董承标在寓所门首被害事件，董氏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市民，素无私仇，但其居停陶乐勤氏，则亦名列八十三人中，为伪方所欲得而甘心的人物，然则此案之出于误杀，已可想见；而被捕凶手据供来自沪西，更可了然背后指使者之为何如人。
本月内令人注目的绑架案件，前有大同银号总经理杜学展于二日被绑一事。经第一特区法院查获嫌疑犯审讯结果，悉杜氏被拘于极司非而路七十六号中。廿四廿五及廿七三日，连续发生国医朱鹤皋，中国国货公司经理方液仙，及铸□搪瓷厂经理童世亨的被绑事件，三人被绑的背景虽未能尽悉，但被绑情形各有相同的一点，即三案的匪徒各把汽车向西疾驶而去，所谓向西者何处，不言可知。
此外，匪徒有组织地劫夺巡捕公事手枪，最近不断发生。经英文《大美晚报》探悉，该党匪徒有八十至一百人，巢穴设于极司非而路曹家渡附近。又关于汽车在沪西被劫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有这么许多不法败类在特殊保障下出入租界，为非作恶，租界治安的成为问题，自也无怪其然了。
李士群在该篇盲目放矢的《谈话》中，曾经批评本报所载“侮辱本署（指该伪政治警察署）之造谣文字”，为极严重之“不智行为”。现在我们列举上述的赤裸裸的事实，虽然不免又将被李士群之流归入“侮辱本署之造谣文字”一类中去，但事实最雄辩，我们觉得此外也没有再浪费笔墨的必要了。
日反英运动扩大
（1940年7月30日）
我们希望这次英国关于滇缅路问题对日的退让，是英国远东政策上最末一次的外交失策。一面它不但伤害了同患难的友邦中国之感情，并且也招致在各方面足以给她助力的美苏二国的不欢，但同时却显然并未收到缓和日人的效果。相反的，英国对日愈让步，日对英压迫愈甚，近卫新阁的成立，并无足以证明英日关系将有改进的征象，反之，上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