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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因张知道苏联大概不会支援他了，总会援助中共吧！因而紧紧拉住中共，甚至故做镇定，给中共报喜不报忧。以能稳住中共留在三位一体中，更给人〃又突趋强硬〃的印象。（第一，中共始终不肯公开三位一体；第二，苏联报纸那样严厉的谴责他，中共会不会为了避嫌而与他划清界线呢？不能不使张担心中共也会像苏联那样抛弃他。事实证明，张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中共此时实际上已抛弃他们，单独与中央政府在南京秘密谈判了。＇注52＇）《西安事件真相》第六章 （3）释蒋的条件？ 与承诺？
四、释蒋的条件？与承诺？
劫蒋者们究竟要求满足他们哪些条件，他们才释蒋呢？这是西安事变研究中，争论较大的问题之一。不仅劫蒋者们事後的回忆录千差万别。即使他们的正式文件、档案资料，也矛盾百出。先让我们认真的研究分析一下他们正式的文件与挡案资料。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四时，宋美龄、宋子文一行飞抵西安，张学良对宋美龄说：〃委员长自被禁後，一直怒不可遏，拒不谈问题，望夫人劝劝委员长。〃＇注56＇可见在此之前，蒋本人没有与张等就释蒋的条件，有过任何商讨。因而商讨释蒋条件最早也在二十二日下午四时之後。在此之前，二十一日晚八时，毛泽东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给中共驻西安的周恩来密电，提出中共所希望的条件。
〃既然发动已成为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应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
（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丙），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注57＇
也就是说，这是中共的最高要价，我们知道，任何谈判，参於谈判的各方，均设方想法使对方降低要价，以能取得各方均能接受的价格。即所谓〃经过讨价还价，各方均降低自己的要价，最後商讨出各方均能接受的折衷方案。〃可是让我们看看中的记载＇注58＇：
，与宋子文等谈判情况（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乙），今日我及张，杨与宋谈判。
（子），目前先将何应钦、张群、蒋鼎文、……赶走。
，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甲），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
子，孔、宋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的政府，肃清亲日派；丑，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退）。
寅，蒋允许归後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以先发表，宋负责释放；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给多少）。
辰，宋表示不开国民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後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後改组国民党；巳，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辨法；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未，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申，蒋回南京後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酉，宋表示要我们为他抗日反亲日派後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
若将《周思来文选》这一中共官方正式文件，与中共的另一正式官方文件，即上面提到的毛泽东的密电做一比较，可发现中，有关谈判的记录漏洞百出，不合情理。正如上文所说，任何谈判，参予谈判各方，均想方设法使对方降低要价，特别是处於劣势的一方，劫蒋一方既受到斯太林严厉谴责，又受到全中国人民一致声讨，在军事更处於劣势，而要求释蒋一方，挟全国拥蒋之气势，以及得到包括苏联在内的全世舆论的同情与支持，在军事上更具绝对优势，在如此不对称的谈判中，处於劣势的劫蒋一方，不可能接接升高他们的要价，甚至能远远超出他们的最高要价。
《周恩来文选》中的要价，不仅比中共的最高要价，即毛泽东的四条，在数量上多出一倍半；特别是条文的内容，苛刻到令人吃惊的程度；更难以置信的是，劫蒋一方，一方面散布何应钦阴谋炸死蒋，又说蒋公要〃先将何应钦赶走。〃＇注58＇，如此挑拨中央军领导核心团结的〃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策略，也成了释蒋条件？
尤令人费解的是，周恩来文中〃今日我及张、杨与宋谈判〃中的我字，众所周知，自苏联严厉谴责西安事变，〃是暗藏在张学良身边的日本间谍，利用张的野心，利用抗日的口号，制造中国内乱〃＇注59＇後，〃中共中央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就迅速改变了前一日的提议，决定保持第三者姿态。〃＇注60＇此後，尽管张学良一再苦苦恳求中共公开三位一体，但是中共权衡利害，始终未同意。既然中共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将自已漂白，宣称自已是与西安事变无关的第三者，在中，又出现〃今日我及张、杨与宋谈判〃，周恩来此时竟忘了，他是与劫蒋无关的第三者，硬跻身於劫蒋者之列，与要求释蒋一方谈判，索取条件。
此外，他们自称：〃我们一不要钱，二不要地盘，只争主张〃＇注1＇的话音未落，就既要钱（商定多少给多少＇注58＇），又要地盘（中央军撤离潼关以东，西北交张主持。＇注58＇）劫蒋一方的其它文字记录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由於这些文字记录存在如此多的问题，显然不能作为学术研究的依据。必须另劈途径，来探究释蒋的条件？好在释蒋是西安事变中头等大事。且由於参於劫蒋的各方，为了他们各自的利益，在释蒋问题上分岐最大，争论得最激烈，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也最深。也绐我们学术研究工作者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使我们可顺此深刻的痕迹找寻释蒋的条件。
西安事变策划者们，在他们时间充裕，还来得及化装的时候，总要把他们的行动说成是为了抗日。
面对强敌，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正确的方针是忍耻负重，发愤图强。远例如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救赵氏孤儿中的忍耻负重；以及韩信的胯下之耻等。倘若越王勾践在处於劣势时，图一时之快，而玉碎，何来复国扬威；救赴氏孤儿也一样，倘若当年公孙杵臼、程婴抱着婴儿〃大无畏〃的勇撞仇敌，只不过是毫无意义的牺牲，何来报仇雪恨；韩信当年若不忍胯下之耻，与市井无赖纠缠，两败俱伤，将自己降为市井无赖之列，何来後来成为我国历史上名将。近例如列宁面对强敌德国，不得不签订耻国丧地的《布列斯特和约》即《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割地赔款，以换取巩固政权所需的时间。今天的中共不也是宁可将本属於中国的江东六十屯，以及黑瞎子岛一部证给俄国，以换取和平建国吗？（中国今天经济优於俄国倘且如此，更何况一九三零年代，那时的中国经济，远远落後於日本呢！）特别那时，是广大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生活境况，远远恶劣於今天台风吹袭下的重灾民，甚至南亚海啸中的灾民，水、旱、蝗灾，不绝於中华大地，大批同胞饿殍、冻死於道，惨不忍视，作为当时的政治人物，明知战争不仅不能把强敌赶出国门，（中共与张学良也深知这一点。因而，他们内部商讨真实计划时，张学良明确的表示：〃特别是立即与日军接触，条件也不成熟，靠自己单独抗日很难成功〃。）相反，只能使已痛苦不堪的同胞雪上加霜，特别是像毛泽东这类政治人物，他不但自己不准备与入侵者拼杀。
相反，毛因当时的〃中国是蒋介石的〃因而祈求：〃中国失败得越惨越好，中国的领土被日军占领得越多越好〃。如此心态下的毛泽东，所设计的抗日只能是：千方百方的把日本这股战争祸水，引向中国，实观他〃中国是蒋介石的，因而中国失败得越惨越好，中国的领土，被日本占领得越多越好〃的战略目标。以能让日军缚住中央军，为他夺取最高权力，创造有利的条件，不惜把已痛苦不堪的善良同胞，更进步推进战火中，为他火中取栗。（日军也只有陆军的北进派，进攻苏联，夺取地大物博，人口稀少的西北利亚资源；以及海军的南进派，夺取南洋的丰富资源；并没有想背上供给四万万五千万人粮食重担，而吞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