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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如果我美化官方或者成功者，也许会失去公信；如果我迎合民间舆论，也有哗众取宠之嫌。总之，无论唯上还是媚俗，都会离开公正从容的立场，使得人们更加简单化和更夸张地估价某些问题。我并不期望本书的描述能和中关村的正史合拍，那是历史家的事。我本人的职业是记者，对于人物和事件的取舍，更多的是出于记者本能。需要说明的是，我只是描述了中关村的最主要也是最有代表性的行业——信息技术产业，而对于其他领域的故事只是一笔带过。我希望让读者了解这里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我想对读者说：它在创新之路上蹒跚而行的曲折历程，大致上反映了中国崛起的真相。这包括它的阳光和阴暗，包括它的英明之举和愚蠢行为，也包括它的混乱和秩序。
资料的来源是当事人的回忆、政府和公司的档案，以及公开出版物。中关村的色彩斑斓的历史既存在于人们心中，也存在于浩繁的文献中。为此我用8个月的时间在中关村调查。如果加上此前我对联想集团和对微软亚洲研究院的采访，那么我在这里已经花费了32个月。我采访了大约300个人，包括企业经理、科学家、工程师、销售人员、会计、商贩、教师、学生、留学生、农民工、政府领导者。这些采访几乎全是一对一的谈话。他们相当坦率和真诚，给了我那么多的故事和思想。尽管如此，我知道记忆通常夹杂个人情感，而且会因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偏差，所以还用很多精力查阅原始资料。应当感谢中关村管委会和海淀区的领导者们，他们为我开放了两个政府档案室的全部文件史料。也应当感谢中关村园区志编写小组的那些专业人员，他们把自己掌握的资料毫无保留地让我使用。同时我还要感谢互联网以及日愈成熟的搜索引擎技术，它让我有可能高效率地掌握公开舆论中的有关部分。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我用百度搜索中关村＋盗版的时候，就会显示至少40万个网页。所有这些，都成为我的重要参照。
由于资料浩瀚，泥沙俱下，所以对于事实的选择和驾驭要比收集这些事实更加困难。这需要眼光，也需要一些基本的价值判断，而价值准则却在随着国家的进步不断变化。昨天的天经地义，今天也许就会贻笑大方。我只是尽可能地以忠实于历史原貌的方式组织和叙述这个故事。初稿的长度远远超出预期，后来又经二稿、三稿、四稿、五稿，压缩其中三分之一篇幅，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不是整段整页地删节，而是逐字逐句地浓缩，为此用掉更多时间，只是希望读者在减少阅读负担的同时不至于丢失有用有趣的情节。
把这么多精力和热情投入这个话题，是我始料未及的。老实说，它影响了我的职业经历。我要学习很多新东西，还要让自己多年的阅历得到伸张，因此承担更多压力，获得新的表达空间。这在我本人也是一个成长经历。它很艰辛，但充满魅力。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写作者。在采访和写作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人来告诉我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如果有人认为我的叙述只不过是以偏概全，有粉饰之嫌，或者过于刻薄，我只能说，依据目前可以获得的资料和开放程度，这是我能做到的最接近于事实的描述。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仍是有关事实的。本书所有的内容，包括细节、数据、人物对话和心理活动，都有确凿根据，而非我的杜撰。我把极大精力用在事实的校正上，以免发生错误，但我深知本书时间跨度之长，内容如此浩瀚，有些间接得来的材料无法一一核实确认，即使是事件亲历者的叙述也难免发生偏差，所以发生事实方面的错误也许是不能避免的。如果读者发现其中有任何错误，希望能够向我指出，以便我能修正。
作者
2007年1月30日
第二部试验区（1989…1998）
1989年元旦的那天有些凄凉。细雨夹着小雪，淅淅沥沥，弥漫在北方大部分地区。《人民日报》的社论是这样写的：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在新年到来之际如此低沉，如此沮丧，以往这种情形十分少见。自从8个月前中南海定下改革闯关的方针，这个国家的确在变，变得越来越陌生了。原本期待城市经济一举突破，不料掉进恶性循环的泥沼。亿万民众遭遇通货膨胀，不免惊慌。有人抢购粮食，有人挤兑银行。政府改弦更张，拿治理整顿代替闯关。有人指天骂地，有人开始怀旧，有人高唱跟着感觉走，大家不约而同，把讽刺诗编得既犀利又好笑。
这时的白颐路上活跃着一个特别的小团体。他们自称沙龙，没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形式散淡，以喝茶闲聊为多，成员都是新公司的领导者，包括两通两海的领袖们，甚至陈春先也曾介入其中。1989年最初两个月，他们活动频繁，人数渐多。这些企业领袖采取轮流做东的方式，不断更换地点和话题。这些人坐在一起吹嘘自己的成功，也倾诉苦恼，互相传递经营之道，也密商如何少缴税款、逃避政府监督。中关村空前绝后的这个沙龙，如果真的就是这些话题，倒也罢了。问题在于他们还有国家大事要谈，不是分析改革顺逆，就是判断经济沉浮，再不就是政治秘闻。他们把中南海叫海里，把党中央叫上面，常常通宵达旦说个不停，不论真假，就像亲眼所见。这也难怪，那是一个思想活跃的年代，带着过去的烙印，而新市场远没有今天这样发达和成熟，没有证券交易所，没有风险投资，没有股票期货，没有楼市，没有源源不断的技术更新和产品换代。那时候人们耻谈利益，而对国家大事抱着一种奇特的热情，就像今天谈论股市沉浮和房价涨跌一样。
四通总经理万润南满有把握地预言，中国的政治大变革就在眼前，而中关村将是其中一个重要角色。这是要给中关村的新革命赋予政治意味。一个做公司的人说出这样的话，也只有在那个年代的中国才会发生。然而事情还没有完呢。科海总经理陈庆振估量电子一条街上崛起的企业群体，发现众人各自为战，重复劳动太多，智力和财力都在内耗，进而倡导联合。他的想法本来只有经济含义，但在当时的局面中，难免被赋予组织起来的意味。大家于是筹划成立一个中关村电子集团，还当场确立集团宗旨：用同一个规划做事，用同一个声音说话。说白了，这是要让这些早期叛逆者而今日企业家联合起来，步调一致。
现在回想起来，大家如此激昂高亢，不是过于天真，就是过高估计过去一年获得的支持。要不了多久，这些热衷政治的人，这些试图组织起来的人，这些想要用一个声音说话的人，就会在事态的急剧变化中大吃一惊。
当时社会对于白颐路的民营经济百般疑虑。庆幸的是，那时新公司还没摘掉头上的红帽子。可以说，除了王文京的刚刚成立的用友，中关村的所有人头上都有一顶保护伞——不是全民的就是集体的。北京市长陈希同在这个夏天来到这里时，胡昭广便把红帽子一个一个拿出来。他说：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欣欣向荣。看着这位市长满脸疑问，他又辩解道：这种企业的特点是实力雄厚，一旦引入新的运行机制，能把沉淀着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激活，即使不投资也能产生大的效益。这一番话说得陈希同高兴起来。不过，这位市长显然更关心白颐路有没有把全民所有制给吞噬了。胡昭广于是赶紧报告：在700多家新技术企业中，全民所有制企业占71％。市长大感欣慰，满脸堆笑，连连说：一旦把知识分子解放出来，将会产生多么大的力量！四通公司的知识分子于是大着胆子站出来，以民办企业代表的身份说了一番话，没有反应。联想的柳传志当场表示：四通走出了一条捧泥饭碗的路，我们衷心地为这条成功的路叫好，也没人鼓掌。报纸上倒是有些说法，不过不是叫好，而是在阐述民营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温床。
这种对民营经济的疑虑，当时有个证据，就是四通公司。过去几个月里，万润南的政治热情和野心把他引上歧途，由于这位老板的指引和鼓励，整个公司也离开商业轨道，卷入政治的漩涡。随后，万润南逃出京城流亡国外，把四通公司留给那个目瞪口呆不知所措的中关村。
看来四通在劫难逃。当时所有人都是这样想的，只有一个人与众不同。他看到了他的机会，决定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