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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长城公司有任何关联，信誓旦旦地说长城公司的集资活动不存在国家科委批准的问题。至于长城公司提供给法院的那份文件，只是科委政策法规司给它的一个便函，而非行政批复，结果被长城公司加以复印，广为散发，借以欺骗群众。我们对照沈太福出示的那份文件，可以发现以上解释有些牵强。然而更大的疑点是，在沈太福长达6个月的集资过程中，国家科委始终没有公开声明那个便函不是行政批复，这在它呈送给国务院的报告中也未明白解释。
第二个问题是，中关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牵涉到长城一案中？当时朱镕基命李贵鲜报告长城公司是什么来头，后者说是北京市新技术开发试验区批准、海淀工商局注册。这样看来，中关村实在不能说全无关联，可以想像这给当地官员们造成极大压力。所以他们紧急召开了一连串会议，写出一份报告呈送中南海，声明试验区早就发现沈太福居心不轨，在半年之前，也即1992年9月1日，已经决定取消其新技术企业的资格，限期转出试验区。只因沈太福不愿迁册，请求给长城机电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这才暂缓执行。此后鉴于沈太福屡教不改，又在1993年2月27日正式发文执行取消资格的规定，限期迁出试验区。我们依据保留至今的全部档案，可以知道，这一连串的决定确有事实根据，但是另一方面，驱逐沈太福的步骤一直都是模棱两可，并未付诸实行。直到沈太福败局已定，也即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文件勒令其停止集资之后，才终于被确认。沈太福被赶出中关村、在朝阳区再次注册自己的公司，则是在10天以后。他本人直到入狱之前，一直住在中关村核心地区的友谊宾馆。这样看来，就算中关村的官员们眼睛雪亮，未卜先知，我们仍然可以认为，沈太福和他的新技术开发，是中关村这个大树上长出来的一个怪胎。
民族品牌！民族品牌！——如果这一关过不去，我们必死无疑。
第二代企业家主宰中关村命运的两个标志性事件，全都发生在1994年：28岁的王志东创建四通利方；29岁的杨元庆出任联想集团微机事业部总经理。这两件事，前者是个硅谷模式的仿制品，这在我们国家还是第一次；后者掀起第二次技术浪潮。此前10年，中关村是中文平台的时代，从这时开始，它率领整个国家进入微机时代。由于当时国产微机在市场上的地位，如同一群面对强大入侵者的散兵游勇，节节败退、溃不成军，所以柳传志命令这个29岁的年轻人来统领联想的微机反击战，无疑是中关村历史上最为大胆的一步险棋。
当时大局如临深渊。中国人刚刚从过去两年的疯狂中清醒过来，回到既定轨道，然而巨大的惯性依然推着这架列车滚滚向前。工业保持强劲增长，公司盈利增加，政府收入以两位数的幅度递增。与此同时，市场处在极度不安中。这个冬天，中央政府控制财政支出的手段分外严厉，中南海推进的宏观调控已经进入第七个月，还是没有一点松动的迹象。本来冬季是个公款购物的高峰，也是微机销售的黄金季节，可现在人人都说手头太紧，客户纷纷取消订单，导致中关村的微机出货处处搁浅，欠款不还的情况越来越多。这时候大家才知道，最大的问题来自金融方面。货币连续两年无节制的出库现在发生作用，通货膨胀卷土重来，银行连续7次提高利率，让企业贷款成本增加三倍。这还不算，最要命的是银行只进不出，有如长城集团总经理王之的抱怨，贷款我们如期归还了，但银行却扣着我们的微机款迟迟不付。
分布在全国的计算机生产厂家超过了20家，看上去一派繁荣，其实只是假象。它们不过是进口配件的装配商。而人民币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迅速贬值。兑换一美元需要支付的人民币，在1978年是1。7元、1991年是4元、1992年初是5。8元，到1994年初，就是8。89元了，这还是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牌价，要论黑市价格，是11元。这意味着计算机制造厂商在进口配件时的成本每天都在增加，也意味着白颐路上的计算机每周都在贬值。与此同时，外国品牌微机进入中国的关税还在下降。它让中关村在国内混乱金融的裹胁之下，还要领教国际贸易的冲击。
国际贸易这个词不再只是个经济术语，对于中关村来说，它正在产生一种实实在在的市场恐慌。此前18个月，计算机产业的黑色风暴席卷美洲、欧洲和亚洲，数以百计的电脑组装厂家不是倒闭就是亏损，就连计算机家族的泰斗IBM也不能幸免。这家公司把它的30万员工裁减了4万人，才勉强维持住不到1％的利润率。康柏公司的微机销量那一年是世界第一，可是它的总裁却在年终被迫辞职，理由只有一个，公司的股票价格跌去70％。在香港和台湾，那些为跨国公司配套生产配件的厂家纷纷倒闭，就像雪崩一样，逼得全世界的计算机制造厂商没了立足之地，把中国大陆当做避风港。
中国人不知大难临头，躲在自己的贸易保护壁垒里偷着乐。就在外国人焦头烂额之时，中关村的新产品层出不穷：激光照排系统、汉字激光卡、电脑刻绘系统、汉字喷墨打印系统、智能多用卡、汉字激光打印机、汉字综合管理系统、中文之星、五笔字型……当然最重要的进展还是个人计算机。中关村仍然跟在世界后面，亦步亦趋，不过正在迅速接近。1987年286微机的诞生之日，比世界上同类机型晚了5年；后来的386微机晚两年；1991年首批486微机晚了6个月；到1993年出现奔腾一代时，只晚3个月了。
中国政府开始大刀阔斧地拆除计算机行业的贸易壁垒，1992年取消微机进口调节税，1993年1月，又把32位以下微机进口关税税率削减30个百分点，只剩20％了。专家预计，计算机进口税率将在12个月之内降为9％，微机进口许可证不日也将取消。这鼓舞了外国计算机制造商的野心，让国内的计算机生产厂商感到不安。他们本来抱怨高额进口关税增加了制造成本，现在却又担心取消关税给他们带来更大威胁。弄得国务院的官员赶忙出来许诺，将给国产名牌微机以若干保护政策，还将集中较大投资支持微机生产基地。机电部做出保证，政府将在今后5年中投资3亿元，令国产微机的总量超过35万台。还向中南海提出一份激进规划，宣称要在10年内实现大规模的计算机应用。倘若这个规划能够实现，那么中国市场上的商用微机每年将要增长50％。财政部也来雪中送炭，允诺给予电子行业的部分企业至少10项减税政策。这再次给中关村带来希望，可惜仅仅一周之后，希望就变成了失望，原来机电部确定的所谓生产基地，就是自己属下的长城公司、长江公司和浪潮公司。至于电子一条街上那些翘首以待的民营企业，连个生产许可证还没有呢，自然沾不上边微机产品自1986年实施生产许可证管理，到1994年底试验区企业中只有联想、长城、四通、北大、康拓、振中、信通太极公司获证，其余生产微机的企业均为无证生产。1995年，开始实施微机许可证的换（发）证工作。但仍有很多微机企业没有申办许可证。。
政府总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因此想要指挥一切，其实计算机行业能否成长，主要是取决于技术和市场，而非政府规划。汉字处理平台的日趋成熟，为中国人打开计算机世界的大门，也创造了90年代前期的巨大需求。但是当中国人涌进这个市场时，却发现柜台上全是外国微机，摆在那里虎视眈眈。
当危机降临之时，就像中关村历史上屡屡出现的情形一样，它不是源自中关村内部，而是由大局产生出来。中国计算机工业在过去36年的历史中，有了大型机、小型机、微机、外部设备、软件与信息处理服务业的整个链条，有了一个大约70亿元人民币的市场，还有无限前景。但是在世界产业序列中，中国微机制造厂商在技术方面仍有超过12个月的时间差，把所有计算机企业——大约200家——的固定资产加在一起，还不及一个IBM。说到销售规模，那就相差100倍。最重要的是，国内市场已经变成国际市场，跨国公司大举进入，彼此争夺，就像一群狼在争夺一块肥肉，胡乱撕咬，还带着血。保留至今的一项市场调查，记录了1993年开始时的情形：国产微机在前10名中有4席，总计占有19。25％的市场份额，其余80％以上全被跨国公司的微机分而食之这个调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