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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正在逃亡中。但他知道了官府令他父亲在限期之内把他交给
官府的事，于是主动地投案自首。可是主办此案的官员认为杨
辛宗这个情况同法律上说的“没有经过侦破的案子，也不知道
罪犯姓名 ，由于后悔自己所犯的罪行而投案自首”的情况不
同，仍然上报判他死刑。我听说后，马上回到乡里，也不知道
刑部怎样议论看待这事，也没有见到官报。可是在我心里，却
暗暗地认为，案犯已经想到了自己的罪恶，同时也已自首了，
那么法律上规定的“凡是犯罪没有被发觉之时，就去投案自首
了的，免除他已犯的罪行 ”，这是针对那种没有让官方立案侦
查之前就自首了的罪犯的。案情暴露而逃奔在外，法律上说：
如果罪犯在事情败露后逃跑，但还没有经过官方立案侦查的，
本来就不要加罪，仍然可以把他所犯的罪减去二等。”
又例如，乾隆三十八年，刑部批准了苏某的提案条款。这
些条款中有一条就是这样讲的 ：“罪犯听说受到追捕通缉后，
主动投案自首者，除了盗窃犯按照本条例针对具体情况判罪以
外，其它的罪犯，全部都在他原本该判服的罪刑上，减轻一等。
“这条是针对正被通告通缉的罪犯而言的。所以在法律条款上
说的是“罪犯听说受到追捕通缉后 ”。上文说的杨辛宗听说事
情败露后，逃跑在外，而后来又听说父亲被官府限期交出他的
儿子，于是便挺身而出，投案自首。这种情况基本上符合苏某
所奏的那一条。虽然杨辛宗并没有悔过自新的想法，但却总还
存在着畏惧法律威严的思想，并且更多的想法是不忍心拖累父
亲的孝义之心。这样，这个罪犯是值得同情和原谅的，按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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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个条款就应该免去他的死罪。而把他发配到某地并不是依
照法律办事。这和有关条文中“没有经过官方立案侦破，也不
知道罪犯姓名 ，后悔自己的罪行而自行投案自首”是不相同
的。如此说来，那罪犯非得要逃跑不可，而在事情尚未告到官
府，按法律可以免去罪行的罪犯，才能够使用“听说抓自己就
逃跑了，然后去投案自首”的条款，并按这条减罪。假设先前
杨辛宗为了躲避惩罚，远远地躲起来，也不顾念年老的父亲在
期限到了后交不出儿子将要受到的惩治 。这样苟且偷生许久
后，被抓住了，按照法律也只不过是杀头而已，而绝不可能再
加上其它什么罪行。当我读到对于杨辛宗一条的判词后，总是
耿耿于怀。
最近，我有个朋友在学习法律。他只要碰上了加重判决的
案子，便动手把它抄录下来，以供将来判案时加以摹仿和学习。
我想，杨辛宗一个人死了，算得了什么！可万一“听说官府在
追捕，便投案自首”的条文不能被直接引用，那么从此后，凡
是类似杨辛宗这样被追缉而事实上又不是强盗的罪犯，一定会
感到怀疑满腹，而判案人也觉得棘手。何况在原判词上说，杨
辛宗由于原告家里只有女人，于是就对原告大叫大骂，临死逞
一时之强。后来在被指名追捕，投案自首后，主办官吏却没有
援引律例为他减刑。再考查杨辛宗行凶仅一次，也并没有伤人。
可是把他的罪和行凶杀人的强盗相比 ，他是属于情节不太恶
劣，案情较轻的一种。只是在他投案自首后，却还是判了他的
死刑。我最为担心的是，自此以后其他官吏在判案时，都把杨
辛宗一案作为典范来加以援引使用，从此以后盗贼们总是死路
一条。况且，案子未破之前却投案自首的罪犯，在千百个中从
来就没有一两个人。那些心甘情愿投案自首放弃反抗的罪犯，
大多数都是由于官府追拿得紧，又加上官府限期他的父母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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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出罪犯。于是便出于一种与生俱来的骨肉之情，自己跑到官
府投案自首。如果他们有了这种与生俱来的良心和道德了，我
们法律却不给他一条改过自新的活路，那么，那些正在潜逃中
的罪犯，就更不会去投案自留了。以至于法律上“听说在追捕
通缉自己，便投案自首”之类的条文，便成了一纸空文毫无意
义。杨辛宗这个案子不是我亲自办理的，事情虽已过去了九年，
对这个案子的怀疑始终藏在我心里，终究难于自我宽慰。因此
在本书谈论到治理方法，讨论到法律总则时，就把这件案子提
出来，以便高明的有识之上修正。
现在，皇上英明，把一颗慈悲的心用在对人实行宽大为怀
的政事上。做官的人遇到了那种可以宽可以严的，在法律上介
于轻判和重判之间的案子，应该虚心地和幕僚商量，听取他们
的意见。对上要好好体会皇上仁慈的用心，力求把案子办得妥
当些。学习法律总则这门功夫，是要义尽仁至的。大凡必不得
已要用法律的地方，也要细心地加以体察。而对于投案自首这
一节内容，绝对不能够仅仅看个大概。假如有投案自首的罪犯，
总的原则便是让老百姓要有生路，从而保全他们的生命。欧阳
崇先生说过，求生者不能只有死路一条。对求生者来说，要让
他即使是死也要死而无怨；对判案的人来说，要在办案后不会
觉得后悔。我斗胆地把这句话告诉学习治理方法和研习法律的
人，希望那些对治理方法很有一套的人，不要嘲笑我年迈力衰，
因而瞧不起我说的这番话。那么我心中的至诚之意，也就有了
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