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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格纳惊讶地回过头。“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我知你也知。”
“你相信那两个人说——”
“是的，我相信。陪审团恐怕不会相信——至少我认为他们不会相信——当然，谁也说不准陪审团会相信什么。但那件事你们是干了，我知道——不要再辩解……”
“你怎么会认为——”
“艇长，我在联邦调查局干了二十六年，这类不理智的事我听得多呢，有真的，也有编造的，听多了也就能辨出真假来了。在我看来，你们完全可以从顶上的那个滑轮上拉一根绳子下来，轻而易举，而且只要把握住航行，吊上一个人，即使晃荡几下也没有关系。肯定不会像赖利说的那样会碰坏雷达天线。我刚才说了，别再干这种傻事。这是个送上门来的案件，没有你们提供的证据，我们也可以起诉。因此不要再张扬了，我们相信你是不会的。你们已经发现，这个案子比你们原先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是不是？”
“我觉得惊讶的是，受害者是——”
“是啊，你打开了一个装满毒虫的罐子，但是并没有把手弄得太脏，真够走运的。别再张扬了。”默里又强调了一次。
“谢谢你，长官。”
一分钟之后，默里回到车上。布赖特仍然愁眉不展。
“有一次，我刚从联邦调查局学院毕业不久，就被分配到密西西比去工作，”默里讲开了。“有三个民权运动分子失踪了，我作为初出茅庐的新手参与了这个案子，我什么也没有做，只是跟在菲茨杰拉德探长身后拿拿他的衣服。你听说过大乔没有？”
“我爸爸与他共过事，”布赖特答道。
“那你肯定知道，乔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一个真正的资深警察。不管怎么说吧，我们得到情报，说当地的三K党分子正扬言要杀掉几个我们的人——这你是知道的吧——他们还叫嚣说正在骚扰某些家庭。这下可把乔惹火了。我开车和他一起去看那个人——我把姓名忘了，他是当时三K党的地方大头目，嚣张得很。我们开车到达他的住所时，他正坐在房前草坪上的一棵大树下面，喝得醉醺醺的，坐椅旁还放着一支猎枪。乔走到他跟前，那个狗杂种一见到他，就准备伸手拿枪。可是乔的一双眼睛瞪得他不敢轻举妄动。菲茨杰拉德就这么厉害，他一个人能够对付三个人，而且从他的脸上一看就知道他是个老手了。我当时挺紧张的，一双手牢牢地握着手枪，可是乔只凭他的那双眼睛就把那个家伙镇住了。他警告说：只要他再扬言要杀调查局的人，或者再在电话里威胁他们的老婆孩子，乔就会回来要他的命，而且就在他自家的前院。乔并没有咆哮如雷，连嗓门都没有提高，只是像订早餐似地吩咐了他几句。那个家伙明白他说话的分量。我也清楚。不管怎样，那些威胁恐吓的事从此销声匿迹。
“乔的所作所为是完全不合法的，”默里继续说，“有时候我们容易越轨行事。我越过轨，你也越过轨。”
“我从来没有——”
“不用紧张，马克，我说的是‘越轨’，而不是违法。规定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照搬照套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希望我们的人在执法时要有判断能力。整个社会就是这样运转的。在这个案子中，海岸警卫队的人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我们要想得到这些情报，但不要去问他们是通过什么手段得到这些情报的。这样做并不伤害任何人，因为那两个家伙要以杀人犯论处，而我们需要的是物证。要是他们拒绝与我们配合，不坦白交代他们的凶杀行为，不讲出那位不寻常的韦格纳艇长从他们嘴中逼出的所有真情，那他们就得被送上电椅。这反正是华盛顿的意思。我们要是把刚才在艇上的谈话情况全部抖露出来，那大家都会很尴尬。你认为地方陪审团会——”
“不会的，”布赖特不假思索地答道。“律师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揭穿。即使律师不——”
“对极了。我们只是在浪费时间。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十全十美的世界里，而且我想韦格纳再也不会重犯类似的错误。”
“唔。”布赖特未敢苟同，不过那也无关紧要。
“这样，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弄清这个可怜的死鬼和他的家人为什么会被一个杀手和他的帮凶杀害的确切原因。你知道，我在纽约捕捉那些有头脑的凶手时，从不与他们的家人过不去，除非十分必要，你甚至不会当着他家人的面把他干掉。”
“在对付贩毒分子方面很少有什么规定。”布赖特指出。
“对——我认为恐怖分子最坏。”
一家豪华餐馆角落的雅座里
科尔特斯心想，现在比当年与马切特罗斯共事轻松多了。此时此刻他正坐在一家豪华餐馆角落的雅座里，手里拿的酒单足足有十几页——科尔特斯自认为是个品酒专家——当年他去的都是低级餐馆，里面常常见到老鼠来回乱窜，吃的不过是青豆之类，还与一些人大谈革命。那些人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抢银行，再录上一段声明自己英雄行为的录音。这些录音常被当地电台作为新闻，在摇滚乐与商业广告中间播出。他心想，穷人能开着自己的汽车上街游行，并且在超级市场结账处排队，整个世界上只有美国才是如此。
他挑选了法国卢瓦尔河流域一个没有名气的种植园生产的葡萄酒。端酒的男侍收回酒单时用圆珠笔在纸上做了记录。
科尔特斯是在贫民区长大的——那儿几乎所有的人都很穷——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在美国，贫民区的人往往是嗜毒者，仅吸毒一项，一个星期就得花掉他们几百美元。这对昔日的上校来说是不可思议的。美国人吸毒从城市贫民窟发展到城市郊区，那些毒品贩子则趁机大发利市。
当然，吸毒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国际性问题。美国在对其贫穷邻国进行官方援助时一直很吝啬，可是现在却向他们提供大量金钱援助，而且把这个标榜为民间交流，实在是可笑。科尔特斯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美国政府究竟向他的朋友提供过多少帮助，但是他确信，那些普通老百姓——他们过腻了饱食终日的生活而寻求化学药品的刺激——却要慷慨得多，而且不拿什么“人权”作条件。科尔特斯是情报战线上的老手，他一直在想办法诋毁美国，破坏它的形象，削弱它的影响力，然而他意识到自己走错了路，没有取得成功。他曾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去打击资本主义，但丝毫不去理会哪些证据证明有效，哪些证据证明劳而无功。不过，他现在可以利用资本主义自身的弱点来打击资本主义制度了，从而达到原来的目的，同时又可以尽情享受这个制度向他提供的一切好处。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尽管他找到了这个实际可行的办法，他原来的那些顶头上司却把他视为叛徒……
科尔特斯看了看坐在他对面的人，认为他是个颇为典型的美国佬。由于营养过剩而显得有点胖，昂贵的衣服也不好好洗一洗，甚至皮鞋也没有擦。科尔特斯记得他少年时期经常是打赤脚的，而且有三件自己的衬衫就感到心满意足了。这个美国佬开的是豪华汽车，住的是舒适的公寓，薪水是古巴情报机关一个上校的十倍——然而，他对这些还是不满足。这就是在美国——在美国，人们再富有也不会感到满足。
“你给我带来了什么？”
“四个人选，有关他们的情况都在我的公文包里。”
“他们怎么样？”科尔特斯问。
“都符合你的标准。”那人答道。“我不是每回都——”
“对，你是个很信得过的人，正因为如此，我才付给你这么多钱。”
“你对我如此赏识，我很高兴，山姆。”那人颇为沾沾自喜。
费利克斯——那个美国人叫他山姆——对与他共事的人总是十分赏识。他很欣赏他们的办事能力，也很感激他们提供的情报。然而，他又瞧不起这种人。这种人往往胆小怕死。不过，一个谍报人员——他一直把自己看作是个谍报人员——不能过于挑剔。在美国，像他眼前的这种人多的是。科尔特斯却忘记了自己也是被人收买的。他觉得自己是个老练的职业谍报人员，也许可以说是受雇用的，可是，受雇用所从事的工作仍然是一项有光荣传统的职业，不是吗？此外，他现在的所作所为与他过去的顶头上司的旨意不谋而合，况且比古巴情报机关以往任何时候的效率都高，而他的报酬却都是别人支付的。实际上，说到底还是美国人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