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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茜茜再也没敢到高登的村子里来。再后来，有人说在街道见到茜茜了，她的肚子已经很大，走路很不方便，看来快要临盆了。嘴里仍然念叨着“我不离婚，我不离婚。高登，你收下咱们的孩子吧，收下吧……”再后，传说茜茜生了个儿子，生在雪地里，冻死了。高登娘听到这话，放声哭了一场。
高登离了茜茜，解除了政治包袱，又恢复了从前的风光，而且比以前更加风光。他捞到了一笔不小的政治资本。大队将他树立为“与反动家庭彻底决裂”的典型，先是在各大队，再到各公社巡回演讲，最后还到县礼堂讲了一回。他因此被提拔为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公社革委会委员。他显得春风得意，踌躇满志，走在路上，一直高唱着革命歌曲……
1972年，地区砖瓦厂招工，公社第一个推荐他当了工人。他跳出了农门。
在地区砖瓦厂，他完成了第二次婚姻。
一进厂，凭着大队、公社和县上的推荐意见，凭着他的身份——中共正式党员，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凭着他个人档案中的辉煌纪录，凭着他背来的一厚叠奖状，厂里立马就给了他个财务室主任的官职。
他把他的作风带进了砖瓦厂。开会积极发言，批判会上总显得怒不可遏，像被批判对象杀了他的父亲一样。搞宣传，贴标语，写大字报，他事事当先。他将他的事迹带进了厂里。逢会便大讲特讲他如何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顶住反动势力和落后习惯势力的压力，如何以革命利益为重，勇敢地与发动亲属决裂。很快，他又成了厂里红得发紫的人物。从厂里讲到地区，从地区讲到省上，乃至讲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一时间，他成了全地区乃至全省全国的标兵和典型。
那时候，人们都崇拜英雄，崇拜典型，崇拜模范。高登便成了人们崇拜的对象，尤其是厂里的那些大姑娘们，个个把他视为自己心目中的偶像，偷偷里给他写情书，要和他谈恋爱。他本来一心扑在革命工作上，可是禁不住这些姑娘们火热爱情的挑逗，便逐个偷偷地觑视厂里的姑娘，从中进行着密密的筛选。
他终于选定了海菊红。
海菊红是厂里连续三年的劳动模范，地区的“三八红旗手”。高登不为这些。高登只看中她的性格：泼辣，直爽，率真，倔强，要强，办事干净利落，说话直来直去。
菊红姑娘也曾给他写过两三封情书，和其他姑娘的情书一样，他都付之一笑，没给回复。他想，找个人做媒牵个线，这事一定能成。
他去找生产科的于科长做媒。于科长没搭理他。后来才打听到，原来于科长也偷觑着菊红，给橘红写过无数封情书，都被姑娘拒绝了，他正寻找着新的进攻途径呢。
爱情这玩意儿最怕引入竞争。一旦两人争起来，就没有一个愿意讲点风格自动退下阵去，将姑娘拱手让给对方。所以许多嫁不出去的丑陋姑娘都喜欢搞点虚虚实实的三角恋，骗得小伙子抢先下手将她弄回家去。
高登只是喜欢菊红的性格，对她的长相并不十分满意。中等个儿，红脸蛋儿，羊角辫儿，走路的姿势也不怎么好看，两只脚稍稍有点向外撇，比起他的前妻茜茜，那简直差下十万八千里。可是一知道有人正在给这姑娘撒网，她的身价立马就涨了一百倍。姑娘身上的一切似乎都是闪闪发光的。他决心非她不娶。
他决定亲自出马。人家姑娘明明喜欢咱，爱咱，咱又为何要求别人做媒呢？真是糊涂！
他鼓足勇气给菊红写了一封情书，借下班人乱的机会偷偷塞给了她。姑娘收到他的情书，受宠若惊，好像喜从天降，当天晚上就写好回信，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交给了他。
他们开始了约会。在厂院里，他们经常手拉着手旁若无人的走路，亲亲热热地说话。
这些被生产科于科长看见，气得浑身哆嗦，恨得咬牙切齿。他突然想到一个短平快的方法。
女工厕所经过一孔废砖窑，他发现菊红姑娘每晚如厕都一个人去，从不叫同伴。他便一连在那废砖窑里等了菊红三个晚上。第四天夜里，没有月亮。于科长在砖窑里等得瞌睡，打了两个呵欠，正准备回去睡觉，女工宿舍的灯亮了，接着，门被推开一条缝，借着灯光，他确认出来的正是菊红。机会来了。他的欲火熊熊升腾。他的心跳加速，呼吸急促。等那姑娘走过砖窑的时候，他猛扑出去，一手堵了姑娘的嘴，一手将她夹在腋下拖进了砖窑……
他将那姑娘压在身下，用嘴堵住她的嘴，三下两下将她脱个精光。等那姑娘无力反抗的时候，他才放开她的嘴，气喘吁吁地说：“菊红，嫁给我吧，我爱死你了。”
那姑娘呻吟着说：“我不是菊红，我是水香……”
“啊？！你是水香？水香就水香吧，错就错了，这时说啥也都来不及改正了。”
第二天一早，女工水香找到厂长，哭诉自己昨晚被于科长了。上午，公安局来了几个人，找到水香搞了一个笔录，便把于科长带走了。一个月后，于科长被判了死刑枪毙在离砖瓦厂二百米的芦苇胡同里。过了几天，高登便和海菊红结婚了。
婚后第二年，高登当上了厂长。
高登的厂长是从原厂长王掌印手里夺来的。
这一年，面对职工精神涣散出工不出活、厂里生产不景气的现状，王厂长订了一套办法，实行承包经营，执行计件工资，按劳分配，迅速扭转了生产的被动局面，实现了产销两旺，盈利创历史新高。年底，厂里拿出八千元为职工们发了奖金，全厂上下欢欣鼓舞，职工们个个拍手叫好。
就为这件事，高登在一次批判会上义正词严的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并写了一份状子交给了地区几大院，指责这种做法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王掌印是彻头彻尾的正在走的走资派。状子递上去的第二天，有关部门就派人下来查处落实，查对结果与状子上写的毫厘不爽。过了两天，公安机关来人抓走了王掌印，组织部门来人宣布高登担任新厂长。
高登和菊红结婚后，日子过得平平淡淡，没有什么大的波澜。五年里，菊红生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
这五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像高登这类人一下变得不吃香不走红不值钱了。厂里几位老职工联名写信给地委和地区行政公署，要求罢免高登的厂长职务，要求给当年被劳改被开除公职的王掌印平反昭雪，并让他出任厂长。组织部门觉得高登尽管在前几年的运动中跳得比较高，占了运动的一些便宜，可是他的发迹只是因为一件个人的私事——离婚，这也是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大气候造成的，在搞运动的几年里，他没有做过对人民利益有重大伤害的事情，也没参与过打砸抢，充其量只是一个小爬虫，不属于运动的骨干分子，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不应该将他一棍子打死，而应该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这是其一。其二，高登工作有闯劲，有魄力，凭他的能力，当个砖瓦厂的厂长还是可以的。所以，组织部门来了两位同志找高登谈了一通话，高登这个厂长也就被保留了下来。他一干就干了整整十年。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叶，中国社会流行起了一股买官卖官的风气。许多下层官员暗暗的将贪污挪用下的公款、搜刮下的民脂民膏统统拿出来找门路送给上层官员，以换取高一级甚至几级的官做。他们当上高官后，又千方百计的大肆搜刮，以捞回买官时的损失。有个村的村长花一万元买了个副乡长，便丧心病狂的向各村的村民和村干部搜刮钱财。过年时竟然在自家门首贴出一副对联，上联是“贷款修路”，下联是“收费还贷”，横批是“谁说错”。
高登当厂长当了十多年一直提不起来，眼看着年龄就要过了，这张椅子也快坐穿了，他心里发急。见满社会的人都在买官做，他眼睛一亮，觉得时机来了。他这些年早早的丢掉了从前的那些原则和政治，思想早已蜕变。他想，砖瓦厂就是弄钱的地方，别处的官员一弄就是几百万上千万，我弄它个几万几十万算得什么？弄了白弄，不弄白不弄。于是，他便安排自己的老婆当了厂里的会计，三五年下来，少说也弄了它个二十来万。他要用这钱给自己买个大一点的官当当。
他四处找门路，找与上级官员们有关系的人物，好给他牵个线搭个桥引个路，将他介绍给大官们，然后再去送铜进贡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