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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部汇总了大家的意见和选票，将高登叫了去，将汇总的情况和群众的意见反馈给他，让他好好考虑一下，是不是写个辞职报告辞了厂长，组织上另给他考虑个位子，他说：“都是杨锐捣的鬼做的怪。杨锐想夺权！”
高登恨死了杨锐。他要拼死守住这个位子给杨锐他们看看。
这次的事情闹大了，经贸委主任刘琳明显的靠不住了，市上的其他几位领导他不敢去找，怕去了挨训。他突然就想起了同乡的今年刚从新疆调回省委当副书记的王凯山。便急急赶回家，向老婆苏菁菁如此这般的述说了一通，苏菁菁大惊失色，赶紧打开保险柜取出二十万元给他。他连夜坐火车赶到省城，打听到书记大人的高宅，趁书记大人开门上班的当儿将他挡回家去，如此这般一述说，双手献上二十万，成了！王书记当即拿起电话，打通市委书记的手机，强调说，你们市光明玻璃厂厂长高登同志是个好同志，他最近是不是遇到些麻烦？这都是坏人在作祟！你们要认真严肃的处理好这件事，不能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得了逞。最后的处理意见要给我汇报！
高登高兴得当场笑了起来，直笑得涎水流到衣襟上。他暗想：我看你群众的力量大还是我的钱大？
市委书记接到王书记的电话，心里直打鼓。按理说，高登在玻璃厂，民怨这么大，就不该让他再干下去了。可是免了他的职，又怎么向王书记汇报？想来想去，他的心里亮堂了：何不借此巴结一下领导呢？于是让通讯员将管组织的副书记李大海叫来，将省委王书记的电话内容向他作了传达，然后说：“我想，干脆就将高登安排到政协给个副主席算了。这样，既解决了玻璃厂的问题，又很好的落实了领导的指示。”
“只怕玻璃厂的群众有意见。”李副书记沉思了片刻说。
“玻璃厂的群众只是为了送瘟神，只要送出去就万事大吉了，哪会管送出去之后他是上天还是入地？”
“那就这样办吧。”
可是这事情出了麻烦。等市委将意见送到市人大，市人大翻开高登的档案一查，发现高登的年龄比提拔副地级干部的最高限制年龄竟然高出了一个月。
这事就这样泡汤了。高登仍然留在了光明玻璃厂当厂长。
这一下的高登可非同过去的高登，他有了坚硬的靠山！
他要将与杨锐的斗争进行到底！他四处张扬，张口闭口就是省委王副书记怎么怎么说，遇上开会就翻箱倒柜地找来省委王副书记的有关无关的讲话材料学习。一提起王副书记他就眉开眼笑，嘴角的涎水直流。
这时的杨锐仍然是过去的杨锐。他的性格不会变。他从工友们的口中知道了省委王副书记是高登的同乡，从高登后来的表现中也清楚了他已经找到了王凯山做了自己的靠山，可是他不怕。他有什么可怕的呢？他又没有违法乱纪，他又不想升官发财，就是这个副厂长，能当便当着，不能当便拉倒，他毫不疼惜。他之所以与高登搞得这样，一方面是出于正义，出于对厂子和工人的利益的考虑，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一方面也是出于好心，出于对高登的关心和爱护。
所以，尽管高登后来在他面前显得趾高气扬甚至有点不可一世，他一点也不怯阵。他该说的仍然要说，该管的照管不误。实在需要和高登撕开面皮吵一场时他也照吵不误。
一次，他去省上参加一个研讨会，回来后工人们对他说，他走后，高登给他召开了一次专门的全厂职工批判大会，会上不准秘书文书作记录，不准参会者做笔记，并要求会后不准任何人向他传达。高登无中生有的历数了他的八大罪状，说得义愤填膺，口吐白沫，涎水四溅。正说得激动时，纪检书记半路杀出，当会将他批驳得个体无完肤。他恼羞成怒，便和纪检书记大骂起来。这一骂，才将会给骂散了。
杨锐得知这一情况后，转身去找高登，指着他的鼻子将他痛斥一顿，弄得他哑口无言，到处胡溜，恨不能有个鼠洞钻进去。
上次为了提拔李大河的事，他们又吵了一通。吵过之后，高登两个多月不理杨锐，不进他的办公室，院子里见了面也不搭话，厂长办公会不通知杨锐参加，也不给杨锐安排任何工作。他心里暗暗盘算着：杨锐，你小子等着吧，有朝一日，我老高总让你认得我！
杨锐只是默默地干着他应该干的所有事。
12
厂长办公室是玻璃厂最消闲的单位。虽然说起来工作头绪比较多，实际上就是些收文发文发通知，接上应下搞接待，鞍前马后溜趟子的闲差事，没有一件关乎国计民生的正经事。加上工厂毕竟是工厂，不比行政单位，这类事情本身就没有多少。所以厂办实际上就是玻璃厂的贵族们蹲的。
厂办有一正一副两个主任，一个文书，一个会计，一个出纳，一个通讯员，一个事务员，一个打字员，两个小车司机也被编在厂办的户下。算起来也是个不算小的机构。这些人整天闲着无事，上班后，等厂里大小的机器响起来，所有的工人忙起来的时候，便关起门来打扑克、搓麻将、玩电脑、侃大山。
厂办又是厂里的权力机关。厂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厂部做出的每一个决议决定，厂长的每一个指示，都由厂办负责传达，督促落实。所以厂办的人在厂里最牛，他们走在厂院里总是摆出一副大领导的派头，步子迈得很小，两只脚总是自然的摆出个八字，双手背在身后，胸部挺得很起，头仰得很高，两只眼珠子骨碌骨碌直转，左顾右盼地显出视察者的神色。他们和工人们说话时声音总是很高，语气中一直带着训斥人的味道。汽车司机在高级工程师面前说话也都粗声大气的。他们从不走路，凡出厂门总是坐着厂长的小轿车，连通讯员打字员出入厂门屁股后面也都非得让小车给冒出一股青烟来。
厂办的待遇也好。因为他们距厂长最近，工人们有个什么难肠事想找厂长，自己又不敢直接去，便先提着烟酒到他们跟前找机关。他们设有独立的帐户，随时可以从厂里的大账上调拨一笔款子过来。他们在市里的几个大酒店大宾馆都设有专门的帐户，每年要花出厂里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接待费，实际上这些费用的大半用来接待了他们自己。他们一年三百六十天基本上都在那里吃、住、玩。他们光在这里挥霍还不够，还隔三差五的利用接待费给自己买电脑，买空调，买电磁炉，买剃须刀，买壮阳药，买大米，买清油，买一切生活必需品。买了，便开张发票，上面随便填上“送省上某某领导”“送市上某某领导”“接待某某领导”便堂而皇之地报销。所以工人们给他们编出个新的四项基本原则，叫做：抽烟基本靠送，吃饭基本靠混，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
正因为厂长办公室有着这么多的优越性，厂办主任向来就被看作全厂除厂长之外最肥的缺，成了厂里稍有点名堂的人死盯着的焦点，那些车间主任正副科长们个个眼里放出绿光，死盯着这个肥缺，整天盼着在位的那个早点提拔退休患绝症出车祸，好腾出那个位子让自己抢了。
左主任提前退休后，这群人就向着这个目标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提着东西拿着票子差点没把高登家的门槛踏断。
自我感觉希望最大把握性最大的莫过于办公室副主任杜强。
杜强大专毕业后分到玻璃厂来，在检验科干了五年，三年前，他父亲通过关系给高登送了五千块钱将他调到厂办当了副主任。这小伙子聪明伶俐有眼色，整天像厂长的儿子一样形影不离的伴着厂长，给厂长倒茶点烟陪笑脸，擦鞋扫地抹桌子，下班之后便到厂长家里陪厂长和苏菁菁、姚春他们打麻将、玩扑克。逢年过节他第一个去给厂长拜年送礼，烟酒糖茶吃穿用度啥都送。有一次，厂长开会没顾得吃早餐，他将一碗热气腾腾的清汤羊肉端进会场，双手送到正在讲话的厂长手中，惹得大家哈哈大笑，厂长的脸都被笑红了，他却形若无事。散会，高厂长起身离开时，他赶紧追上去，在厂长的身后将他的裤子往两边拉了拉，厂长转身问他干什么，他嘿嘿一声憨笑说：“厂长，您的裤子夹到尻渠里了，我替你拉出来。”大家又是一场大笑。
“杜强，高厂长有痔疮，你帮他舔一舔吧！”有人大声喊。高厂长的脸又变成了一块红布。
厂长把他看得比自己的亲儿子还要亲，平时需要个什么，比如一包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