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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孩子怎么办？不要爸爸就不能要这个孩子，那就不要，如果不要孩子，就不用有爸爸了。对，有孩子，以后总会找到爸爸的。不对，有了爸爸，以后总能有孩子。咦，到底是怎么回事？”韩笑言偏着头，想不通自己的问题。
这时候钟可鸣的手机响了一声，她一看，是陶丛约她明天见，要好好谈谈。她丢下手机，对着韩笑言嚷嚷：“好好谈谈，谈什么？谈个屁啊！你说，你们到底分不分手？”
韩笑言无辜地说：“他说要和我分手？他没说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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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说，你不会说吗？”钟可鸣伸手过来，抓起韩笑言的前襟，几乎要隔着桌子把她整个人抓过去，但是到底没有力气，拎到一半只好放下来，胡乱地摇着她，像要把她摇散架：“你说！你说！分手，马上分手！”
“分手就分手！这种男人，也没什么好。连一句痛快话都说不出来，我都看不起他！”韩笑言好像得到了鼓励，转移了方向。
“说好了？你和他分手，然后我再和他离婚，叫他鸡飞蛋打！这种人，就应该这个下场。”
“你？和他离婚？你和他什么时候结的婚？”
“你在说什么？我们都结婚八年了，你不要假装不知道！”
“不可能！他说过，像你这种女人最不能娶，杀，杀了他也不娶。”
“你这个不要脸的狐狸精！”连钟可鸣自己都没有想到，这句话话音刚落，一个闪电般的耳光就落在了韩笑言的脸上。
韩笑言捂着震得发麻的脸，口齿不清地说：“我没说错嘛，沙乐群，怎么会，和你结婚？”
“什么沙乐群？我在说陶丛，陶丛！那个千刀万剐的，良心叫狗吃了，伤我的心，丢我的脸，让我以后怎么办啊？”
韩笑言的脸现在开始火烧火燎地疼，事实上已经红肿了起来。疼痛好像让她清醒了一点，说话也连贯了：“你不知道以后怎么办，现在干吗先打我呢？”
那天晚上，两个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的家。但是要命的是，偏偏记得回家之前的事情，那些话，对方说的，自己说的，都记得八九不离十。
两个距离太近的女人，终于互相知道了不该知道的秘密，就像手里握着一个冒烟的炸弹，正在嘶嘶作响，随时可以把自己炸得粉身碎骨或者同归于尽。
钟可鸣正在思考对策，没想到马上就不需要了。一个星期之后，韩笑言辞职了。而且据说没有找到下一个单位，想回家休息一阵子。钟可鸣心中冷笑：是准备生孩子，回去安心保胎了吧。
可是后来一直没有听到她结婚生子的消息，就想：还是没有搞定男朋友，只好不生了。想到自己好歹已经完成了这个历史使命，还是暗暗有点优越。不管怎么样，孩子总是她的，孩子总在一天天长大。那些和陶丛、和孩子一起度过的时间，是任何人都插不进来而夺不去的。
她永远不会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其实韩笑言并没有怀孕，反常的生理不过是精神压力造成的。就在韩笑言终于鼓足勇气到医院检查，看到检查结果是阴性之后，当天晚上，差点弄出人命的红色潮汐就汹涌而至，让她几乎无法走路。沙乐群非常小心地照顾她，弄得好像她真的是孕妇似的，甚至已经在坐月子了。事后沙乐群第一次提出结婚，韩笑言懒懒地笑着，没有回答。
钟可鸣终于攒足了力气高调出击，提出和陶丛离婚。但是陶丛不同意，他说那个女孩子已经消失，他要将家庭完整地维护下去，而且搬出父母、岳父母来求情，钟可鸣不为所动，最后，陶丛搬出了女儿，看着才五岁多、嫩豌豆一样的女儿，钟可鸣心软了，只好暂时偃旗息鼓。他们似乎又回到以前的生活。但是有一点什么和以前不一样了，钟可鸣的眼睛开始重新看得见其他男人了，她很快发现：男人和男人不一样，男人和男人对自己的态度也不一样。哼，如果再遇上好的，我也不放过。到时候，看谁笑谁哭。为了似远似近的这一天，钟可鸣把保养自己当成了最重要的功课，一天也不松懈。
收心回来，工作上重新顺风顺水。有时候，当她的目光落到韩笑言空着的座位上，她的脸会掠过一阵轻微的痉挛：现在，她再也找不到人陪她一起喝醉了。
临死之前，可以叫人把韩笑言请来，让她打还自己一个耳光，钟可鸣想。
但在那一天之前，钟可鸣绝对不想再看见她。
＇作者简介＇潘向黎，1966年生于福建泉州。1991年研究生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曾任文学杂志编辑，其间赴日留学两年，著有小说集《无梦相随》、《十年杯》、《轻触微温》、《我爱小丸子》，散文集《纯真年代》、《局部有时有完美》、《红羽白尘》、《独立花吹雪》、《相信爱的年纪》等。曾获上海文学优秀作品奖、青年文学创作奖等奖项，作品登上2002年、2003年、2004年的中国小说排行榜、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2004年）。现居上海，为某报社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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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子
陈昌平
已经深夜了，走廊里不时传来几声吼叫和男生才有的粗重的哭声。宿舍里早就乱成一团，满地都是遗弃的破旧衣物和纸屑。日光灯发出嗡嗡的声响，灯管的两头已经乌黑了，灯光也不时地暗一下亮一下的。天棚上垂下来两道波浪状的鲜艳纸条，一道红色的，一道绿色的。 这是分手前的最后一个夜晚。 先是二舍315室，后是五舍423室，现在是五舍218室，四年了，我们始终住在一个寝室。上课下课，吃饭自习，跑步踢球，我们大都在一起。不知什么时候，我们还有了一个绰号，叫“四人帮”。
我们出身不同，家境不同，血型也是一个A一个B一个AB一个O的，能成为要好的朋友，确实有些解释不清的原因。当然了，也不是没有矛盾，因为冬天在暖气上烤鞋垫，老二跟老三就红过脸儿。老大也脱岗好长一段时间，原因是跟生物系的老乡处了对象。“四人帮”少了一个人，成了三家村了，当然了，三家村也没维持多长时间，老大跟对象分手了，于是老大同学带着更大的热情回到了革命队伍。
四个人来自不同的城市，可以预计的分配方向也不尽相同。于是，四年的友情就像百米冲刺一样，在毕业前夕达到了高潮。四年级下学期开始，差不多每个星期六——那时候还没有大礼拜呢，我们都要出去改善生活。不是严格的AA制，但每个人都掏钱，而且是每个人都尽可能多地掏钱。那时候工资低，物价更低，十块钱是最大的币值。一人掏两块钱，就有一顿丰盛实惠的酒菜。啤酒两毛钱一碗，从带着蓝边儿的白瓷桶里倒出来，黄澄澄地摆满—桌子，泛着喜滋滋的香气……印象深刻。
明天，就要分别了，喝过了，哭过了，心情也渐渐平复下来。
有蚊子在乱飞，发出细密的声响。我们像往常一样把灯闭上，把门窗打开。月光照进来，像铺了一张明晃晃的席子，很亮。外面的蛹蛐依旧在不知疲倦地弹唱，这样的夜晚，这样的时刻，让人难眠……一种黏稠的伤感在我们之间缓慢地流动。
窗外没有风景，没有一棵树，甚至没有多少草，从搬到这间宿舍，我们就知道。窗户的下面是大片的空地，空地的那面便是一面大墙。大墙是由不规则的青石砌成的，白天灰蒙蒙；晚上黑黢敷，冬天太阳低的时候，还有点挡光。不知道它是什么墙，可能是工厂的仓库，也可能是一面挡土墙。
窗台上有四个啤酒瓶子，两个竖的，两个横的。不知谁最先提出的，把瓶子扔啦。几个人心情都挺压抑的，对这个提议都积极响应。马上就有人补充，我们—起扔，扔大墙上去。于是我们四个站到窗口，每人抓过一个瓶子，握着瓶颈。这时候我们都发现，窗户跟大墙的距离非常好，怎么说呢，如果是你也站在这个位置上，碰巧手里也有个瓶子什么的，那么你一定也会加入到我们的行列里来。这跟伤感压抑什么的没关系。
我们冲着大墙，扯着嗓子，奋力并齐声地喊了起来：一——二——三——四！随着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