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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回击皇帝干扰。
表面上看，纪晓岚豁达、乐观，应付周围，能够左右逢源。但实际上他的处境仍然是非常艰难的。在四库全书馆编纂处，纪晓岚虽然名誉上是第一位的总纂官，但是在他之上还有二十几名正副总裁官，乾隆皇帝还亲自干预，不断地谕示，要“朕亲批阅厘正”。一部书辑录完稿，待逐层交皇帝御览时，编纂人等便是提心吊胆，以待御批示下。据记载，一部书写好进呈时，往往还要在开卷首页故意留下一两处比较明显的错误，以便御览时易于发现改正。这样做是为了满足皇上比人高一等的心理，这就是所谓的“钦定”。然而皇帝又哪里有那么多工夫用在书本上，于是来不及一一御览的错误之处，就在“钦定”的招牌下，“合法”地留下来了。乾隆对《四库全书》的评论也有该书“草率讹谬，比比皆是”的话。作为总纂官，对于此类情况，怎能不左右为难而头痛呢？
1776年七月二十六日、九月三十日、十一月十七日，就有过三次详细而具体的干预、谕示。可见乾隆对编纂《四库全书》督查甚严，书中谕示窜改之处也就很多。例如：凡是“胡”改为“全”，“虏”改为“敌”，“贼”改为“人”，“虏廷”改为“北廷”，“入寇”改为“入塞”，“南寇”改为“南侵”等等，不胜枚举。据云，乾隆皇帝编纂《四库全书》不用刻本，改为手抄，主要为了易于窜改史籍，这个说法未尝没有道理。在编纂过程中，负责校勘的官员，遭受处分的人次，为数甚多。在乾隆四十二年，就有“馆臣校书错误应议，昀特旨免”的上谕。尽管纪昀得免议，但作为总纂，他的思想心绪无疑是紧张而不轻松的。
1777年十月二十九日，命以哈密瓜颁赐四库全书馆诸臣，全馆一百五十四臣，联句讴颂，视为无上荣光。纪昀为《恩赐四库全书馆哈密瓜联句恭纪一百五十四韵》作序说：“此日分尝，真作逢春之草，恩逾常格。”
总之，乾隆对待当时知识分子的方法，就是恩威兼施，把许多人撵到四库全书馆，做编纂，搞“学问”，发扬汉族传统文化，使之在书海中消磨终身。如稍有逾越者，便杀一儆百。
修纂《四库全书》（2）
第五、调节同僚矛盾。
编纂《四库全书》的工作人员，由于他们的师承不同，所以他们的观点也就有很大区别。因此，当时的四库全书馆内，学派分立。这样，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纪晓岚就要经常调节这些编纂《四库全书》的同僚们的矛盾。用今天的话说，还实在是有赖于纪晓岚的组织才能。
当时的四库全书馆内，尤其是经部馆内，存在着严重的“汉学”与“宋学”之争。经部馆内的“汉学”占据主导地位。“汉学”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开创的学派，其旨是尊重汉儒学说，研究古代典籍从文字、音韵、训诂入手，长于考据、校勘、辑逸、辨伪、目录诸学；反对穿凿附会，反对宋明理学家的空谈心性；主张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来整理古籍，如实地反映古代社会情况而获得新的见解。其治学态度，较为切实，方法较为缜密。其缺点是繁琐，有时也远离实际。纪晓岚的好朋友布衣戴震在四库全书馆主持经部，他是力尊“汉学”的。因此，作为这一学派的延伸，四库全书馆就成了乾嘉学风的发源地，同时也是考据学的大本营。
但是馆内也不乏尊崇宋儒之人，这就是所谓“宋学”了。宋学与汉学意见时时对立，常常交锋。大名鼎鼎的翁方纲和姚鼐，就是汉学的激烈的批判者。
偌大的编纂人群，英才荟萃，统领谈何容易？纪晓岚凭借自己的处事灵活和学识声望，一再设法让各学派互相尊重，学术之争归学术，不涉及个人，不同学派都要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所以馆内依然存在着宽松、和谐的合作风气。
纪晓岚主持四库全书馆十几年，无论是编纂工作本身，还是在处理上下左右的关系上，都面临很大的难题。值得庆幸的是，他总算顺利地走过了自始至终的路程，并获得极大荣誉。在全书编纂完毕时，他曾写过一首小诗《自题校勘四库全书》，在自嘲中表达了一种文人的自得：检校牙签十万余，濡毫滴渴玉蟾蜍。汗青头白休相笑，曾读人间未见书。
第六、承受死亡威胁。
1777年冬，纪晓岚的挚友戴震死于编纂《四库全书》的任上。
戴震是安徽休宁人，家境贫苦，常年以教书为业。纪昀的长子汝佶、次子汝传，都是戴震的门生。戴性格耿直，二十八岁方补诸生，而学业日进。1761年考中举人，1773年刘统勋推荐他进入四库全书馆，担任纂修，人称布衣戴震。
在馆供职期间，戴震勤于劳作，寒暑无闲。他对新进图籍，论次精审，所校《礼记》、《水经注》，尤其精妙。在哲学体系上，戴震是18世纪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所著《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借疏证孟子学说来阐述自己的政治和哲学观点，指出“人的正当欲望和要求是合理的，有欲的人不能说是有私，那些口头讲'‘无私无欲’‘去欲’和‘灭欲’者，恰恰是以此来实现其最大的‘私’。”统观纪昀的代表作《阅微草堂笔记》，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认识是极其一致的。
如今戴震在54岁的时候去世，纪晓岚不胜悲痛，这对他的打击可说是非同寻常。
当时，像布衣戴震这样死于修纂《四库全书》任上的还有很多的名人，如陆锡熊、孙士毅、周永年、邵晋涵等。每一次离别对于纪晓岚来讲都是一种巨大的刺激。都让他感受到修纂《四库全书》的辛苦。
第七、苦中寻找乐趣。
虽然，修纂《四库全书》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差事；但是，纪晓岚等人也有苦中作乐的时候。最为著名的就是下面这件事情了：
某日纪晓岚在翰林院与同仁校理《四库全书》，因时值盛暑，天气炎热，屋内又书籍杂错，密不透风，矮胖的纪晓岚素来怕热，只觉汗流浃背，遂脱下衣服，甩开膀子大干起来。不料乾隆帝忽然大驾光临，纪晓岚不及穿衣，又不能光膀迎见，匆忙之中，只得躲藏在书橱后面。乾隆帝早已看见，因有心要开纪晓岚的玩笑，故佯作不知，示意群臣坐下，自己随意翻书。纪晓岚在书橱后面热得难耐，好不容易听得已无人声，便探出头来问道：“老头子走了吗？”一时众人大惊失色，噤不敢言。纪晓岚发现气氛不对，这才看到乾隆帝仍端坐一旁，不觉也吃了一惊。乾隆帝总算抓住纪晓岚的把柄，一定要让他把“老头子”的称呼说清楚，否则，就要治以大不敬之罪。但见纪晓岚早已镇定下来，从容答道：“万寿无疆之谓‘老’，万民之首之谓‘头’，昊天之子之谓‘子’。‘老头子’之称，实为尊敬之意也。”乾隆帝一听，立即转怒为喜，连连称善，众人也无不折服。自此而后，“老头子”之称便不胫而走，逐渐传开，而纪晓岚幽默诙谐的品性，也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第八、分色区分类别。
《四库全书》编纂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大臣陆锡熊向乾隆建议：《四库全书》卷册数额颇多，经、史、子、集四类，若用不同颜色封面装帧，岂不便于翻阅？乾隆听取了这一建议，决定用象征四季的颜色来表明书的类别。
他认为经书居群籍之首，犹如新春伊始，当标以绿色；史部著作浩博，如夏之炽，应用红色；子部采撷百家之学，如同秋收，白色为宜；集部文稿荟萃，好似冬藏，适用黑色。
近年来，经人留意，《四库全书》所在七阁，现尚残存者，文澜阁的为绿、红、白、黑，与乾隆所讲一致；而文津、文渊、文溯三阁相合，为绿、红、蓝、灰。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尚不得而知。
第九、放弃著书机会。
修纂《四库全书》（3）
纪晓岚及其同僚也因纂修《四库全书》而饱尝文字所带来的窘迫，甚至家破身亡。本来，进行偌大一个文化工程，中间出现一些差错是难以避免的。只要尽心尽力，有错即改，加以完善就可以了。可惜纪晓岚他们面对的是乾纲独断、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一点点不完善之处带来的就是杀身之祸。在纂修四库过程中，总纂纪晓岚、陆锡熊和总校陆费墀等人因有差错而遭到多次呵斥、交部议处、罚赔等处分，最后，总纂陆锡熊死在前往东北校书的途中，而陆费墀因无力负担江南三阁的修改费用而被革职，郁郁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