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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当局准备每天给囚室发放一张报纸，要求我认真学习，但不得就报纸内容说三道四。他所说的报纸，也就是中共自己的省委机关日报，我很吃惊，想不到在监狱里还可以读报纸，虽然是官方报纸。严格的说，在中国除阅读官方报纸，你还能阅读谁的报纸？所以我在“读报纸”的表达中就没有必要界定为“读官方报纸”。在那天晚上，我以兴奋的心情对待第二天的阅读时，田金占告诉我，原来监狱一直在发报纸，但今年5月初突然停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意识到，原来官方为了保持监狱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在1989年5月初采取断然措施，及时切断了对囚犯们的信息供应，使1989全民要求民主的声音无法波及到监狱之内。
我向郭铁汉保证，我会认真阅读，并模范遵守监狱纪律。我讽刺说：“我连做囚犯都是好囚犯”。
郭铁汉很客气，给我发了第二支烟，等我抽完，才把我送回11号监室。我向11号监室全体囚犯发布了明天可以读报纸的新闻，但他们的反应很平淡。我后来才知道，这些经过中共官员严格把关，殚精竭虑制作出来的“正确舆论导向”载体，对这些囚犯们来说，仅仅是刘军用来制作“雪茄”、刘阳明把它裁成几寸见方的纸片作手纸，或者刘军把它裁成更小的纸片儿，在上边写上“车、马、炮”或“中、发、白”，以及在张新良拉稀时用它浮在马桶里抵抗冲力的原材料——你们现在终于明白第十八章介绍张新良拉稀时，那些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报纸的来历了。刘军首先用32块小纸片儿，“写”了一副中国象棋，并在地板上画出棋盘。但我和他正在对弈时，棋子却乱了，原来棋手的呼吸、旁人行走引发的气流、门缝钻进来的气流，都无法使棋子在棋盘上“保持绝对稳定”，十分扫兴。刘军后来用折叠的方法，另造了一副不怕风吹的纸象棋。并在床板上画了棋盘——感谢他的创造，使我得以打发多得发霉的监狱时光。他还用同样的方法，制作了一副麻将，尽管时间一长，人们根据背面的文字特征，早已知道这张牌是五万还是东风，但他们还是用这副麻将互相建立了诚信的债权债务关系——我记得田金占总共欠仇小汉300多元人民币，他们约定在将来各自出狱时才兑现，有些三角债他们以连环冲抵的方式在11号监室就当场解决了，而另外一些债权债务则在日后的和牌中发生了新的转换，本来刘军欠吴民生60多元，但不久就通过几次自摸从债务中脱身了。我因为从不参与任何赌博，所以虽然学会了麻将规则，但没有参与他们的“监狱经济活动”。
刘军的手工制作，在春节前的一次查号中，使他得到了“绑一绳”的惩罚。外号叫“红公鸡”的武警战士把象棋、麻将将全部扔在地上，狠狠踩了几脚，追问这是谁干的？在拳头的追问下，刘军承认是他干的，于是就在监狱的院子里，在冬天的寒风中，像示众一般，他被两个战士眼花缭乱地绑了一次。幸亏天黑之前就解了，当我们问他怎样时，脸上表情还很僵硬的刘军，告诉我们没事儿，他身上现在正热乎着，一点也不冷。想不到绑绳还有舒筋活血的功效！用圆珠笔画在床板上的棋盘，则为11号囚室带上洗刷不掉的“老干部活动中心”意味，见证了我们的快乐，也以“监狱文物”的身份，向后来的囚犯表明，前辈囚犯们在此曾有过的快乐。对于我来说，中共省委机关报除在器物层面为囚犯充当“监狱雪茄”、象棋、麻将、手纸的制作材料外，还有更多的作用。
报纸当然先传到张新良手上，但他只是大致浏览一下标题，因为许多字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浏览速度。很快，刘军就把报纸接过去，这时他会说：“甭急甭急，让我告诉你们发生了什么事……”在那个年代，官方传媒还未发展到类似今天的晚报、都市报、商报、生活报等报纸现在这种娼妓风格，还不能刊登矿难、事故、车祸、婚外情、明星八卦一类的资讯，那时每份报纸都只有固定的四版：一版是用新华社通稿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以上官员前一天的活动、讲话，转发官方社论；二版刊登本省在中央正确领导下所做的正确的事，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及广告；三版是论证中共伟大光荣正确的学术、歌颂中共伟大光荣正确的艺术、介绍中共伟大光荣正确的经济等副刊，定期轮换；四版刊登新华社报道的国际简讯，其他不重要的国内消息或者虽然需要披露但必须低调处理的国内消息。我1983年至1987年在某机关时，他们为我订阅了四年《光明日报》。所以我对官方报纸从风格、内容到编辑手法都很熟悉。在这样的报纸上，刘军其实找不到“发生什么事”，他只好用话剧表演的语调，自娱自乐，摘读几句谁谁会见了谁、讲了什么话、或者谁谁访问了哪里。我记得从当年6月开始，地球上的所有文明国家，都与中国官方断绝了往来，因此那时的会见或访问，好像只有朝鲜、古巴、越南、老挝、柬埔寨和非洲的几个国家。
“眼镜，给你去看吧！”刘军用优美的动作向外一扔，报纸就掉在床上、地上或别的什么地方。如果离我手近，我就拣起来，如果离我手远，因为我的虚荣、矜持，不肯放下身子去抓抢，这时报纸就会被田金占、卢传胜谁拿过去。他们虽然也和张新良一样不认识多少字，但他们也故意拿在手上，翻来复去的看。我知道他们是故意捉弄我，就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好像我对报纸毫无兴趣。也许他们早就看穿了我的内心，总是把时间拖得很久很久。张新良对这些鬼把戏心知肚明，但他摆出一副“小政府大社会”的姿态，不肯让权力介入民间社会，干预民间纠纷。我知道报纸总有传到我手的时候，就装出并不着急的样子，十分着急的等待着。虽然是为了看报纸又胡说八道了什么、如何胡说八道，但我真的为我如此急于读官方报纸而觉得羞愧！也有例外。有几天刘军把报纸看完，说：“这有什么好看的，撕啦！”说着就把报纸撕烂，故意让我看不成。陈济仓不看报纸，但他也有几次故意给刘军说：“报纸来后，直接裁成手纸，不要看啦！”我知道他也是在针对我。我虽然又气又急，但只能忍住，不好发作。经过这么多麻烦、暗算和风险终于拿到手里的报纸，我先从第四版看，然后是第三版，看完这两个版面，我只浏览一下一、二两版的标题。说实话，即使是打发监狱里堆积过剩、腐烂发霉的时间，这些报纸内容也不配，我宁愿让眼睛盯着水泥地面或囚室墙壁上的某个斑点发呆。但我必须承认，这张最终被当作手纸合理使用掉的报纸，还是给我提供了许多资讯。从这张报纸的第四版上，我看到了陈子明、王军涛在广东湛江被抓获的消息，当然，新华社是以我神勇的公安挫败“港支联”的阴谋，取得伟大胜利的喜报的方式报道的。在新年前夕，我还看到了戴晴获释的消息，看到了周舵、李南友等30人获释的消息，同样在第四版，我后来还看到了释放刘晓波的专门报道。这些消息给了我极大的鼓舞，我通过这些消息，在评估自己的个人命运。记得有一次放风时，我还问平福安，李贵仁释放了没有，老平不知道李贵仁是谁，我向他作了简短介绍，听完我的介绍，老平脸色一变，说：“这不是你应该打听！”我其实是要通过这些资讯，对我的命运进行判断。我对释放刘晓波的报道印象最深，因为报道专门提到他有“立功表现”，我对此十分诧异，百思不解。后来我认为这是官方卑劣的手法，故意给他背黑锅，因此我获释后在街上遇见朋友时，总是微笑着伸出手，说：“本人在监狱里没有立功表现！”说完，大家哈哈一笑。我另外一种消磨时间的方法，就是在日记本上摘抄第三版的学术观点。或把部分段落用手撕下来，用糊汤粘在日记本上，新闻纸横向撕很容易撕断，可以撕出直边，竖向就不好撕了，但我发明了“圆珠笔切割法”，就是用圆珠笔划竖线，在划的过程压断部分纸张纤维，再沿线撕，就很容易撕断了。做完这些后，我有时我在日记本上写一些简短的评论，记录我对某些学术问题的不同观点。我知道所有文字都是要经过监狱当局审查的，所以只能表达一些保守的想法。非常有趣的是，认真读报还在日后的审讯中，引出另一个故事，这就是我在前一章所介绍的讽刺女警察、使她羞愧难当的故事。
报纸发行到囚室，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