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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3年奥斯曼大军再度卷土重来，同年在重兵围困下的维也纳街头，出现了第一家公开营业的咖啡馆，以精悍出众的亚美尼亚商人约翰·迪奥达（Johannse Kiodato）为首的通晓欧洲和土耳其语言的商人，在战时不光为奥地利军队担任翻译和向导，而且也在火线两边从事获利惊人的咖啡贸易，在满足他们自己经营的咖啡馆需要的同时，还为许多贵族和富有市民家庭沙龙咖啡聚会解决了原料短缺的燃眉之急，深得上层人士的青睐。
两年后，奥地利彻底击溃强敌，重新恢复了在巴尔干和东欧的势力范围。作为奖赏，约翰·迪奥达也从皇宫获得了在帝国独家专营咖啡业的特权。这点虽曾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早期维也纳咖啡馆多彩的发展，但他苦心经营的遍布整个庞大帝国的运输和销售网络，却满足了欧洲心脏地区的无数人对咖啡的渴望。后来，他在战时和土耳其人过于密切的关系终于引起了宫廷的猜疑，不得不流亡威尼斯，暂避风头。至此，他的行业垄断也就名存实亡了。几年后，当他得到特赦，匆匆忙忙重返首都的时候，不禁为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咖啡业的飞速发展大吃一惊。这些咖啡馆大都是由他的“同乡”或来自奥斯曼帝国其他地区的“土耳其”人开办的，自然而然地带有相当浓厚的“中东”风味：许多街头拐角飘出咖啡热香的狭窄店堂里，还可以看见君士坦丁堡咖啡铺里特有的靠墙的长板凳，烧柴的咖啡炉，里面的客人也大部分是来自附近市集的摊贩、工匠和异乡谋生的手艺人。严格地说：这些还只能算是小小的简易咖啡铺子。
那时，中上层社会的人们还陶醉在自己家里封闭的私人咖啡圈子里，热衷于最初经济成功的自由市民阶级还未成为左右社会政治的力量。今天人们所熟悉的，或者想象中的高雅、舒适、具有开放的社交沙龙气氛的纯欧洲风格的咖啡馆，在当时还要等待大约50年的时间——直到市民意识普遍觉醒的启蒙主义时代，才真正开始登上维也纳和其他西方城市生活的舞台中心。
陈丹燕：咖啡旅行（1）
巴黎：“两个丑八怪”咖啡馆
“两个丑八怪”坐落在圣日耳曼小广场边上，在成千上万家巴黎咖啡馆里，它上了各语种的巴黎导游书，因为它是塞纳河左岸出了名的作家咖啡馆，甚至巴黎文学圈还在这里设立了一个文学奖，也叫“两个丑八怪”。
其实那“两个丑八怪”，却是店堂里的两个木头人雕像，两个尖嘴猴腮的人，穿了中国清朝的衣服，留了奸诈的八字胡。
从前有许多作家、艺术家常常去那里会朋友、读书、高谈阔论和写作，没有成名的天才在这里把自己最重要的成名作三文不值两文地卖给出版商。没有钱住好房子的人，一早就来到这里，帮酒保一起放下昨夜翻起在咖啡桌上的椅子，然后买一杯牛奶咖啡就开始写作，省了暖气的钱，就像海明威在1921年到1926年在圣日尔曼广场的咖啡馆里度过的写作生涯一样。但还有别的原因，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咖啡馆已经形成的自由无拘、畅所欲言的气氛。别的桌上嗡嗡的细小谈话声，刺激着自己倦怠的思想，激发着自己想表达的愿望，偶尔进来坐在门边等人的年轻姑娘，以浑然不知的姿态，打开了海明威的思路，“也许我可以把她写到小说里去。”他这么想。灵感突然来了：意念，细节，故事，紧跟着汹涌而生动地汩汩而来。也许这就是巴黎的文人们，把咖啡馆当做是自己家的一个房间的原因。我相信一定有许多人像海明威一样，可最终是海明威出了大名，于是，我们现在就只知道他的故事了。进入“两个丑八怪”，用眼睛找到的是结实粗壮的美国青年，上唇留着剪齐的胡子。
也有人喝醉酒，吵架，调情，用报纸的一角团起来掏耳朵，好像这儿是大家的起居家。在1950年波伏娃给美国情人的信里，她提到在这里写《第二性》时被来找她说话的人干扰的事，因此她决定上午在家里写作了。要是会她的同性恋女朋友，听她说自己写的小说，她们还是到这里，那个丑女人爱着波伏娃，坐在她对面眼泪汪汪地说着自己不求回报的爱情。而波伏娃对奥尔格伦说，自己不得不假装高兴地接受，为了不要太伤她的心。
萨特有一张有名的照片，他低着一对鼓出来的大眼睛在咖啡圆桌前，读放在咖啡杯子旁边的书，这张照片就是在“两个丑八怪”里拍的。那时他已不是一个无名的哲学老师，而是著名的左倾知识分子。现在，照片上的咖啡圆桌还在那里放着。要是你现在走进去说，要一杯加牛奶的咖啡，酒保给你端来的，还是一样的杯子，小碟子上放着把小勺。只是价钱很不一样了，从瑞士来的人也喊贵。但是大家装作很接受的样子，掩饰自己一个外国人吃惊的表情，若有所思地点着头，怕显出自己乡气。其实这是最彻底的乡气表情。这里的酒保就像真正老派的绅士，小心周到，气宇轩昂，即使是围着白色的长围单，他们看上去还是那么有身份，一举一动合乎章法，他微微俯下身来听你南腔北调的怯懦的法文，如亲王体恤民情一样的高贵而礼貌。让人忘记了自己不是来看法国贵族遗风，而是来找文人们曾经坐过的地方，穿牛仔裤的人赶紧把两条腿往桌子里移进去。等酒保得令而去，再说：“原来这么贵啊，巴黎真的太文化沙文主义了。”
可是，源源不断进来的人还是把所有的桌子都占满了。
我邻座的美国人，就要了那样一大杯咖啡，然后，从外衣里拿出照相机，照相。他是个中年人，头发灰白，米色的细帆布长裤，灯芯绒的便服，是普林斯敦老师的打扮。眼见得他的脸色渐渐虔诚起来，是幻想这位子上也许就坐过萨特吧。也许他在几十年前，是一个存在主义者，在他的作业上阐述过对“他人是地狱”的理解。而我们知道萨特，已经是80年代了，我们差不多是中国第一代在自己的成熟过程中热衷于存在主义理论的学生。夏天的学校图书馆里，总可以见到几乎缩到椅子里的入了迷的学生，一手捧着萨特的书，一手摩着腿上的蚊子包，用指甲在上面掐出不少印子。那是一个人在热忱的青年时代亲近过的理论，不满于传统世界观的青年们，曾经想要用它来把握将要进入的大千世界。
陈丹燕：咖啡旅行（2）
萨特就曾坐在这里与人讨论，当时据说还有纪德和加缪，而我们现在也和他坐在一个空间里，只是他已经不在这里。关于他的回忆，在差不多每个客人的心里，像鸟一样被激活，飞在小小的、圆圆的咖啡桌子上方。自己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形下读萨特的书，或者羡慕着萨特与波伏娃的感情和生活方式，是结伴来的客人的话题，“我知道萨特，是上大学的时候，我同学的哥哥是哲学系的学长，让我想想，是30年以前的事了呢。”我听到这样的谈话从邻座传过来。萍水相逢的人，因为这样的谈话分享了别人的一点点过去。
也有人只是看着大玻璃外面的街道人来人往，也有人不停地走进对面的啤酒馆里去，那里常常有大出版社的编辑约作者谈书稿，听说无人引见的无名作家也会在那里守株待兔，希望在吧台上巧遇心仪的编辑，开始转运。也许会有人想到同在巴黎生活的玛格丽特·杜拉斯，她并不常到咖啡馆去，在《物质生话》一书中她解释说，“没有合适的衣服。”
什么才是对咖啡馆来说合适的衣服呢？
大概杜拉斯指的是有助于向咖啡馆里别的人展示自己有多少自由个性的衣服吧。大多数人并不在意自己穿什么去咖啡馆，只要不穿晚礼服就行。要是注意去咖啡馆的仪式，大多数时间只是一个人在家里孤独写作的女人，一旦开始写长篇小说，就会有几个月无法定下心来仔细照镜子的女作家，真的不会有太多表现自己个性的衣服。可如果对于想精确地表达自己又非常在意的话，对于自己不能成为自己喜欢的咖啡馆里的风景，会感觉沮丧吧？其实这也许不光是对自己深感兴趣的女作家的心情，也是一些住在圣日耳曼广场附近大房子里的女子的趣味。据说在下午，有过风霜阅历、有闲也有钱的女子常常精心打扮以后去固定的咖啡馆里喝咖啡，像一个熟透了的果子一样，散发着漫长成长经历的气味，惹人注意。
这里的酒保可以算得上是最稳重的人了，他站在哧哧作响的牛奶蒸汽机前，透过袅袅的热气淡然地望着客人们乱忙，多少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