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从1958到1966年，我和二姨睡在同一房间里，有时半夜醒来，我会听见二姨轻声长叹。她一定又被心事所扰，无法成眠。二姨的忧伤每每使我动情，但我找不到合适的话去安慰她。终于有一个晚上，我摸着黑，走到她床前，用手臂搂着二姨的头轻轻说：〃二姨，别难过，等我长大了，我会挣很多钱，你老的时候我会养活你，照顾你。我就是你的女儿。〃
二姨听了这话，止不住涕泪纵横，她一把抱住我，喃喃地说：〃我的好女儿！我的亲女儿！〃她以前从没说过我是她的女儿，此后在别人面前她也不敢这么叫我，但我知道自打那一刻起，她在内心深处已经把我当作了她的亲生女儿。这种母女间的骨肉深情哪怕天崩地裂，海枯石烂也不会泯灭。
11 北京一零一中学
小学五年级对我来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11岁那年，某天我睁开眼睛，突然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惊喜：曾是滞重混浊有如泥浆似的思维忽地变得清朗起来，像一道小溪在山间流淌。金色阳光跃然其上，紫月清辉蕴含其中，五彩星、七彩虹缭绕四周。这是个美妙绝伦的时刻。我像睡美人般醒来。按二姨的说法，是我的心〃开了窍〃。中国人相信智由心生，情与智就像孪生姐妹，都是在心中孕育而成的。
从那以后，数学成了我最喜爱的学科，成绩几乎保持满分，所有的题目都迎刃而解，我直纳闷过去怎么会觉得数学这么难。至于语文，尽管汉字写起来还是会出错，但眼下写字已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做作文，而作文靠的是一个人的思路和品味。
意识到这点后，我的语文老师便也开始对我刮目相看。他常在全班50个同学面前抑扬顿挫地朗读我的文章，还时不时加几句激赏的评语。每逢这种时候，我心跳加剧，满脸绊红，低着头，敛住笑，耳朵却如天线般竖起，一个音符接着一个音符地接收那美妙的韵乐。
我到底不笨，在春风得意的自信中，我踏入了12岁的少女时代。我身高日增，胸部隆起，初潮降临。在过去，这意味着我已到了论婚嫁的年龄。也许好几个媒人已经登门拜访过我父母，在背后议论我的终身大事。
再不然就是早在我出生前，父亲已为我〃指腹为婚〃了。几杯浊酒下肚，一时兴起，他便会对老朋友说：〃我们两家不论谁生姑娘，谁生小子，日后都让他们结为夫妻，我生女孩是你家媳妇，我生男孩是你家女婿。〃这种朋友间的诺言比契约还管用，倘使日后有一方背信弃义，他便有辱祖先，为众人所不齿。
幸亏我生在新中国，到了12岁时，既不必做针线来准备嫁妆，也毋须祈祷上天赐我以良人，我自有另外的目标：在即将来临的入学统一考试中夺魁，考上一所尖子学校。当时北京市有二百多所中学，其中四所收分最高：城里的第四中和师大女附中，西郊的一零一中学和清华附中。西郊的两所中学离我家都不算远，但我们班的同学和他们的家长都把眼睛盯在一零一中学上。
听人说，一零一中不但在北京数一数二，乃至全国都颇有名气。学校的老师是从几千名中学教师里遴选出来的，他们教学经验丰富，工作极端负责。学校的设施也是一流的。至于学生，他们不限于西郊，而是全北京的学习尖子，八成的学生是住校生。
如果一个人能考上一零一，他的前途无疑一片光明，三年初中足以使二流三流中学的学生望尘莫及，这样又可以在接下去的高中入学考试中稳操胜券。再过三年，大学之门将为你洞开。这么说是有依据的：历年来一零一中学百分之九十几的学生考上大学，许多人考上了全国最有名的几所大学，如清华，北大，哈军工等等；而在二流学校，升学率仅为百分之二十；到了三流学校，不少学生干脆不参加高考了。
小学六年级时，满耳朵听到的都是这同一种论调，我周围的人，包括我的父母、同学的家长、小学校长、老师和所有的邻居都这么说。渐渐地我也觉得即将到来的升中学考试于我生死攸关，我一生的命运都由它决定。如果我考不上一零一中，我便完了，上不了大学，前途无望。一切让人艳羡的职业，如科学家、医生、工程师、教授、外交官等等，全都与我无缘，我只配卖卖杂货、扫扫大街。补补臭鞋。这叫自作自受，怨不得旁人。从此我的脸上便刻了羞耻二字，一辈子都洗刷不掉。
这种预期给我造成很大压力。随着夏日的迫近，懒散而颇为自负的我也开始刻苦用功了。每天早上天蒙蒙亮，不用人叫，我就跳下床，草草吃几口二姨做的烙饼，便来到校园背书。通常我6点半到的时候，大部分同学已经到了。每人都有一方自己的风水宝地，我喜欢在秋千上闭着眼睛大声背诵。我们的琅琅读书声汇成一条大河，在清凉的晨风中淌得很远很远。一个半小时后，火热的骄阳普照大地，校园铃声响起，8点钟正式上课。
7月中，关键时刻终于来临，我豁出去背水一战，不成功，便成仁。接下来是一个月坐卧不安的等待，有时我信心十足，陶醉于远大前程的憧憬之中，突然一阵阴影掠过，我的心会哆嗦一下，似乎从云间跌落深渊。晚上我睡不踏实，白天也免不了情绪低落，这种心境真可谓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我父母貌似镇静，其实比我还焦急。终于有一天来了一封信，是录取通知书！多么不可思议，这么重要的文件原来是这么小，这么不起眼。然而我一生的命运就维系在这张纸片上。母亲急切地撕开信封时我几乎透不过气来，〃北京一零一中学！〃母亲兴奋得流出了眼泪。此刻，压在我心头的千钧巨石顿时化作了千枚彩蝶，在屋里欢快地起舞，飞向高远明媚的蓝天。当我回过神来，才发觉我已经走在去同学家的路上。
那天我看到了几多幸福的笑脸，也目睹了不少苦涩的眼泪。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学生考上了一零一，这也算差强人意了。校长笑逐颜开，我们要感谢的老师反过来感谢我们，因为我们为母校争了光。
好消息传开后，邻居们纷纷来祝贺。不少家长趁机将我听到的那套理论灌输给他们将要在下一年参加统考的孩子。二姨又倒茶又端点心，脸上洋溢着开心的微笑。晚上，二姨拿出一个漂亮的铅笔盒，那是她早买好了藏起来的，这会儿给我一个惊喜。第二天，父母带我出去吃饭，父亲还奖励了我一套盼望已久的一百二十回《水浒》。此后的整个暑假，我又成了家中众人瞩目的明星，父母和二姨都引我为荣，炼黯然失色，退居下风。太可惜了。但他又能如何？他得等5年才有机会和我比试，我倒要看看他能不能考进一零一。
9月1日，我去新学校报到。入学时我们得到一枚校徽，白底红字，锃亮锃亮的，从此我走到哪儿都戴着它。校徽总是招来不同人的或赞许、或羡慕的目光，这些目光颇让我受用。
不久我便发现一零一中与我过去就读的小学极为相似，大部分学生来自革命干部家庭，其余学生的父母也多是科学家、教授、作家和艺术家，因为中科院和几所著名的院校就在附近。有些学生的家长甚至大名鼎鼎。就我所知，这些人的子女都是高分考人一零一的，60年代初，走后门还不大时兴。虽则是公平竞争，班上50个学生中只有两个女孩来自工人家庭，另有一个男孩来自附近的农村。那个男孩姓靳，有一年多我和他同桌。慢慢地和他熟了，不能算好朋友，至少比别的同学了解得多一点。他在班上似乎没有很好的朋友。
不知是因为他比我们稍大还是其它什么原因，他有点儿像羊群中的骆驼。他的衣服是家里做的，不是在商店里买的，样子自然不会时髦，还打着补丁。有些高干子弟也穿打补丁的衣服，那是故意显示自己家多么艰苦朴素，这两种补丁味道就是不一样。我还听说他家经济困难，付不起5元钱的学费。每年他都要申请免缴学费。
除开这些，靳很聪明，脾气也好。有时我们俩觉得课上得没意思，就在桌子底下偷看闲书。我们一目十行，比着看谁读得快，课间休息时才讨论书里的内容。做这种事还得防着老师的突然提问，得保证问到我们头上时我们都能回答得上来，这给我们带来冒险的刺激和不小的乐趣。因为我们的座位靠后，老师从来没有发现我们。
却说到了初二，有一天，靳告诉我他要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