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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王朝（首都洛阳）皇帝（一任武帝）司马炎把皇后（武元皇后）杨艳安葬
在峻阳陵。安葬之后，司马炎跟文武百官，都脱下丧服，改穿平常服装。国立大学教授（博士）陈逵建议，认为：「现在我们奉行的，仍是两汉王朝的一时权宜制度，而太子（司马衷）并不主持政府，应该为娘亲穿三年丧服。」国务院执行官（尚书）杜预，认为：「上古时代，天子和封国国君（诸侯），都要穿三年丧服，开始时都穿「斩衰」「齐衰」（「斩衰」是最重的丧服，粗生麻布制成，衣边及下不缝。「齐衰」是次重的丧服，熟麻布制成，衣边及下缝平），但在死者埋葬之后，就脱下来，沉默不语（谅闇），只在心中悲悼，直到三年期满。
所以姬旦从不说：「子武丁（商王朝二十三任帝高宗）穿丧服三年」，而只说：「子武丁三年沉默不语」，这是「心中悲悼」的证明，羊舌肸（音x「希」）
从不抨击姬贵（周王朝二十八任王景王）提前脱下丧服，而只抨击他早早的就饮宴欢乐。这就是明白的显示：安葬之后，就可脱下丧服，所以错误只在姬贵不能沉默不语（左传〈前五二七年〉）。在礼教上，只要求内心感受。礼教，不是指赠送宝石绸缎（论语？阳货）；守丧，难道就只指披麻带孝？太子（司马衷）出则视察三军，入则监守中央政府，不能说他闲着没事。所以，应该在把娘亲牌位送到皇家祭庙，作最后一次哀哭之后，脱下丧服，沉默不语三年。」
司马炎批准。
司马光曰：「圆规可以画出圆形，直尺可以画出方形。普通工人没有圆规便画不圆，没有直尺便画不方。麻布丧服主要的意义是表现哀痛；然而，普通人如果不穿麻布丧服，则哀思便很难产生。诗经？素冠诗篇，正是如此（素冠：「乍看见你头戴白色孝帽／体形枯槁／难以承担忧劳。」「乍看见你身披白色孝衣／我心里无限悲戚／想跟你同行前去。」「乍看见你腿穿白色孝裤／我心里无限悲苦／想跟你同声一哭」）。杜预巧妙的利用经典，来附和人情，虽然似乎有道理，我以为不如陈逵的意见敦厚。」
怀念爹娘，出自天性，一个穷苦樵夫悲悼他的亡母：「哭一声，叫一声，儿的声音娘惯听，为何唤娘娘不应？」他何用穿三年丧服？又为什么一定要三年沉默不语？孔丘在回答林放的问话时，强调说：「与其讲究形式，不如内心悲伤。」
司马光之流的儒家学者，却偏偏顽强的认定：大多数人对爹娘都没有感情，如果不教他披麻带孝，便引不起他的哀思。所以，守三年之丧，穿三年之服，三年假装哑巴不说话，成了儒家系统寸步难行的痛，害得一些大儒，不断为它打斗，而又语无伦次。
无力感的悲剧
晋帝司马炎，娶杨芷当皇后。大赦。杨芷，是司马炎前妻杨艳的堂妹，美丽而又有德行。最初司马炎下聘礼时，杨芷的叔父杨理（音yao「姚」）上书说：「自从古代起，一家之中，有两位皇后，没有一个能保全她的家族。请求把我这份奏章，藏到皇家祭庙，有一天真的发生我所恐惧的事情，凭此免除灾祸。」
司马炎批准。
杨理面对必然发生，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的灾祸，心情的恐惧和沉重，可以体会。然而，皇庙藏书，岂有作用？局势平静时，不会有灾祸；一旦有灾祸，一定斩草除根，谁还管他妈的什么皇庙？什么藏书（参考二九一年三月）？不过，问题是，杨理除了如此做外，又有何法？无力感的悲剧，才是最沉痛的悲剧。国如此，家如此，人也是如此。
人渣孙皓
二八○年，东吴帝国亡，末任帝孙皓跟他的太子孙瑾，用泥涂到头上，再把双手绑在背后，到洛阳东阳门（洛阳东城中门）投降。司马炎派皇家礼宾官（谒者）解开他的绳索，亲自出临金銮宝殿受降，中央政府文武百官、邻国使臣，以及国立大学学生，全体出席典礼，传见孙皓，跟东吴帝国归降的高级官员。孙皓登殿，叩头，司马炎对孙皓说：「我设这座位，等你很久！」孙皓说：「我在南方，也设有座位，等待陛下。」贾充问孙皓说：「听说你在南方，挖人眼珠，剥人面皮，这算什么刑法？」孙皓说：「做人的臣属，谋杀他的君王，奸邪不忠的，就用这种刑法对付他。」贾充说不出话，十分羞愧；而孙皓一点也不觉难堪。
司马炎心地宽厚，所以对亡国之君，至为优待。但对像孙皓这种人渣，应该予以合理制裁，世上才有天理和公道。不分是非的敦厚，只不过一个和稀泥的昏庸汉。孙皓现在已经失势，那些被他酷刑致死者的家属亲友，竟一个个像只老鼠，没有人挺身而起，给予适当的反击，则不但没有正气，而且连人气都已丧失。难道那些人真的就是蝼蚁，无怪孙皓对他们百般凌虐诛杀，毫不在意。
熟透了的老奸巨滑
司马炎曾经从容的问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薛莹，孙皓所以覆亡的原因。
薛莹回答说：「孙皓亲近小人，刑罚太滥，大臣和将领，没有安全保障，覆亡原因在此。」有一天，又问吾彦，吾彦说：「孙皓英俊，宰相贤明。」司马炎说：「如果是这样，怎么会覆亡？」吾彦说：「上天的眷顾，到此为止。天道运转，已另有托付，所以被陛下擒获。」司马炎欣赏他的回答。
薛莹忠诚正直，吾彦则是一个官场小僚，既图欺骗国家元首，又图欺骗自己良知；把东吴帝国千万愤怒的人心，和抗暴的行为，一笔抹杀；把暴君的覆亡，归之于上帝阿拉，既不得罪有权大爷，又可博得「温柔敦厚」美名，可真是熟透了的老奸巨滑。
无耻之徒
二八二年，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薛莹逝世（薛莹原是东吴帝国官员，参考二六九年十月）。有人问吴郡（江苏省苏州市）人陆喜说：「薛莹在吴国（东吴帝国），恐怕是第一等贤才！」陆喜说：「薛莹只能说第四等第五等，怎么能说第一等？孙皓暴虐无道，吴国（东吴帝国）臣民，沉默不说话，隐居不当官的，才是第一等。躲开高位，宁居低位，用俸禄代替耕田，维持生活的，是第二等。
慷慨居官，体会国家，立身正直，无畏无惧的，是第三等。利用机会，不断促使政治改革的，是第四等。温和谨慎、不谄媚、不拍马，不过第五等。第五等以下，就用不着谈了。所以，吴国（东吴帝国）上等贤才，都被埋没，远远躲开麻烦。
中等贤才有声名，有地位，但却接近灾祸。观察薛莹的一生行事，怎么能算第一等？」
陆喜这篇评论，充份暴露出来传统知识份子神经质的卑怯。不管国家危机如何严重，不管人民灾难如何普遍，而只求明哲保身，所以才把冷血的下流动物，列为第一等，而把官场混混，列为第二等。认为立身正直，无畏无惧的英雄豪杰，以及不断促使政治改革，不谄媚、不拍马屁的人，不过是一群大小傻瓜，只有远远躲开麻烦，才是光明大道。大小傻瓜接近灾祸，自应受到讥讽。
实践正义是一种能力，面对暴政，所有的知识、学问、道德、勇气，完全崩溃。对别人的赴汤蹈火，反而酸溜溜的在旁边说风凉话，陆喜提供给我们一个无耻之徒的榜样。
「凶人吉其凶」
晋王朝太傅（上三公之二），总司令官（大都督）杨骏，自当权以来，严厉苛刻，做事琐碎，独揽大权，而又刚愎自用，无论中央及地方，对他都十分厌恶。
冯翊郡（陕西省大荔县）郡长孙楚，对杨骏说：「阁下以皇亲国戚的身份，居于跟伊尹、霍光相同的高位，应该大公无私，至诚至信，虚心谦让。而今，皇族力量强大，阁下却不跟他们共同主持政府，对内猜疑嫉妒，对外树立亲信私党，大祸临头，指日可待。」杨骏不理。
胡三省曰：「杨骏的败亡，人人皆知，只杨骏不知。凶险的人总是把凶险当成祥瑞（凶人吉其凶），莫非就是指此。」
凡是凶人，一定会「吉其凶」，坐在炸弹上猛敲雷管的大愚若智之辈，对他得心应手的翻云覆雨，和因翻云覆雨而铸成的灿烂局面，连自己都佩服自己的聪明。却不知道每一次得心应手，都是对雷管的每一记猛敲。谁劝阻他不要再敲了，谁就是别有居心的叛徒，诛杀不赦。
然而，并不如胡三省先生所说的：「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