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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是个美丽的城市，少校说。是万国之父和万国之母，我说。罗马这个词是阴性，雷那蒂说。它不能又是父亲。那么谁是父亲呢？是圣灵吗？别亵渎。我没有亵渎，我不过是要增加见识。你醉了，乖乖。谁灌醉我的？我灌醉你的，少校说。我灌醉你，因为我爱你，因为美国参战了。完全卷进去了，我说。你明儿早上就要走了，乖乖，雷那蒂说。上罗马去，我说。不，到米兰去。到米兰去，少校说，到水晶宫去，到科伐去，到坎巴雷去，到宓妃去，到大拱廊那儿去③。你这幸运儿。到意大利大饭店去，那儿我可以找乔治借钱④。到歌剧院去，雷那蒂说。你要到歌剧院去。每天晚上都去，我说。每天晚上去你可没有那么多的钱，少校说。
戏票很贵。我要从我祖父的户头上开一张即期汇票，我说。一张什么？一张即期汇票。他不付款的话，我只好去坐牢。银行里的甘宁汉先生是这么给我支款的。我就是靠这种即期汇票混日子的。做祖父的怎么可以让一位爱国的孙子，一个为意大利牺牲生命的孙子去坐牢呢？美国的加里波的①万岁，雷那蒂说。即期汇票万岁，我说。我们的声音得小一点，少校说。人家叫我们讲得轻一点已经有好几趟了。明儿你果真要走吗，弗雷德里科？我不是告诉你过，他要上美国医院去，雷那蒂说。到那些美丽的护士那儿去。不是野战医院那种长着胡子的护士。是的，是的，少校说，我知道他要到美国医院去。我倒不在乎他们的胡子，我说。一个人倘若喜欢留胡子，由他去留好了。你为什么不留胡子，少校长官？因为胡子装不进防毒面具去。装得进去的。防毒面具里什么都装得进去。我曾经在防毒面具里呕吐过。别这么大声，乖乖，雷那蒂说。我们都知道你上过前线。哦，好孩子，你走了以后我怎么办呢？我们得走了，少校说。我们变得伤感起来了。听着，我有件惊人的消息告诉你。你那位英国姑娘。知道吗？你天天夜里上他们医院去找的那个英国姑娘。她也要上米兰去。她跟另外一位一块儿调到美国医院去。美国来的护士还没有到达。我今天跟他们那部门的负责人谈过。前线的女人太多了。他们要调一批回去。这个消息你觉得怎么样，乖乖？好。不错吧？你去住在一个大城市里，还有你那位英国姑娘来跟你亲热。我干吗不受伤呢？你也许会受伤的，我说。我们得走了，少校说。我们喝酒，叫嚷，打扰着弗雷德里科。别走。不，我们得走了。再会。祝你走运。万事顺利。再见。再见。再见。早点回来啊，乖乖。雷那蒂吻我。你有来沙尔的味道。再会，乖乖。再会。万事顺利。少校拍拍我的肩膀。他们蹑着脚走出去。我发觉我自己相当醉了，也就睡着了。
第二天我们一早动身，四十八小时后抵达米兰。沿途很不舒服。我们在美斯特列这一边时，火车在侧线上停了很久，有些儿童跑来朝车厢里张望。我叫一个小孩去买一瓶科涅克白兰地，但他回来说，只有格拉巴白兰地。我就叫他去买来，酒来后我把找钱赏给他，接着便和邻座的人喝个大醉，一直睡到过了维琴察城才醒来，在地板上大吐了一阵。那也没什么打紧，因为我旁边的那人已在地板上吐过好几趟了，后来，我感到十分口渴，简直忍不住，到了维罗那城外的调车场，我对一个在列车边走来走去的士兵打个招呼，于是他搞了点水给我喝。我喊醒那个与我同醉的小伙子乔吉蒂，给他喝了一点水。他说把水倒在他的肩膀上吧，说完仍旧睡去了。那士兵不肯接受我给他的一分钱，给我买来一只柔软多汁的橘子。我吮着吃，吐出核来，看着那士兵在外边一节货车边走来走去，过了一会儿，火车抖动了一下，开动了。
③ 大拱廊是一条长长的连环拱廊，320 码长，16 英尺宽，94 英尺高，上边是玻璃屋顶，两边是商店，咖啡店，饭店等等。这里所提到的宓妃、坎巴雷等都是著名饭馆。科伐是米兰歌剧院旁边的咖啡店。水晶宫可能是指大拱廊中央的那座穹隆形的玻璃塔。
④ 乔治是米兰一家大饭店的茶房头目。
①加里波的（1807—1882），为意大利爱国志士。
我们在大清早到达米兰，他们在货车场上卸下了我们。一辆救护车送我到美国医院去。我躺在救护车里的一个担架上，无从知道车子经过的是城里哪一区，但是当他们抬下担架来时，我看见一家市场，一家开了门的酒店，店里一个姑娘正在把垃圾扫出来。街口有人在洒水，闻得到大清早的气息。他们放下担架，走进门去。回来时带来了一名门房。门房养着灰色的小胡子，头戴一顶门房制帽，没穿上衣。担架装不进电梯，于是他们讨论了一下，还是把我抬下担架，由电梯上楼呢，还是抬着担架爬楼梯。我听着他们讨论。他们终于决定乘电梯。他们把我从担架上抬下来。“慢一点，”我说。“轻一点。”
我们在电梯里挤做一团，而我的腿因为弯着，痛得好厉害。“让我的腿伸伸直，”我说。
“不行啊，中尉长官。没地方啊。”答我话的人用胳臂抱着我，而我的胳臂则攀住他的脖子。他口中一股浓烈的大蒜和红酒气味直冲着我的脸。“小心点，”另外一个人说。
“妈的，什么人不小心啊！”
“我还是说要小心点，”抬我脚的人又说了一遍。
我看着电梯的门关好，外边的铁格子拉上了，门房按按上四楼去的电钮。门房的样子好像很担心。电梯慢慢往上爬。
“重吧？”我问那个有大蒜味的家伙。
“哪里，”他说。他脸上在冒汗，喉咙里发出沉浊的声响。电梯稳定地上升，终于停住了。抬我脚的人打开门，走了出去。我们到了阳台上。那儿有好几扇门，门上有铜把手。抬脚的人按一按铃。我们听见门里边的电铃响。没有人来。由楼梯走上来的门房也到了。
“人呢？”抬担架的人问。“我不知道，”门房说。“他们睡在楼下。”
“找个人来吧。”
门房按按铃，敲敲门，随后打开门，走了进去。他回来时带来了一个戴眼镜的老妇人。她头发蓬松，一半垂了下来，她身穿护士制服。“我听不懂，”她说。“我听不懂意大利语。”
“我会讲英语，”我说。“他们要找个地方安置我。”
“房间都没有预备好。这里还不预备收容任何病人。”她挽一挽头发，近视地望望我。
“请给他们一个可以安置我的房间。”
“我不知道，”她说。“我们还不收病人。我不能在随便哪个房间里安置你。”
“随便什么房间都行，”我说。随即改用意大利语对门房说：“去找间空房间。”
“房间都是空的，”门房说。“你还是第一位病人哩。”他手里拿着帽子，望着那老年护士。
“看在基督份上，赶快给我个房间。”我的腿因为蜷曲着，越来越疼，我觉得真已痛入骨髓。门房走进门去，后面跟着那位灰发的护士，他们一会儿就赶回来。“跟我来，”他说。他们抬我走过一条长廊，进入一间关上了百叶窗的房间。房间里有新家具的味道。有一张床，一个大衣柜，上面有镜子。他们把我搁在床上。
“我可没法子铺被单，”妇人说。“被单都给锁起来了。”我不跟她答话。“我口袋里有钱，”我对门房说。“在扣好的口袋里。”门房把钱掏了出来。那两个抬担架的人站在床边，手里拿着帽子。“给他们俩每人五里拉，你自己也拿五里拉。我的病历卡在另外一个口袋里。你可以拿给护士。”
抬担架的人行礼道谢。“再会，”我说。“多谢多谢。”他们又行过礼，出去了。
“病历卡上，”我对护士说，“写明了我的伤情和已接受的治疗。”女人捡起病历卡，戴着眼镜观看。病历卡一共三张，对折着。“我不晓得怎么办才好，”她说。“我看不懂意大利文。没有医生的吩咐，我不晓得怎么办。”她开始哭起来，把病历卡放在她罩衫的口袋里。“你是美国人吧？”她哭着问。“是的。请你把病历卡放在床边的桌子上。”
房间里阴暗、凉爽。我躺在床上，看得见房间另一端的大镜子，但看不清楚镜子里所反映的东西。门房站在床边。他脸长得好，一团和气。“你可以走了，”我对他说。“你也可以走了，”我对护士说。“贵姓？”“华克太太。”
“你可以走了，华克太太。我现在想睡一下。”
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房间里很凉爽，没有医院里那种气味。床垫稳固、舒服，